赋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文选》中的赋代表了唐代以前赋体文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文选》作为中国文学典籍的地位毋庸置疑,康达维先生将《文选》中的赋译成三卷内蕴丰富、流畅可读的英文,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康达维译《文选·赋》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翻译的前提、基础、背景、过程等问题,分析译本的指导思想、特色价值、策略模式等等。本文属于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既是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的翻译研究,也是通过译作分析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绪论部分对《文选·赋》的研究和西方辞赋翻译的研究进行综述,阐述本研究的价值意义。辞赋的翻译是赋作在域外的化身,随着赋学的发展,也应纳入赋学研究的视野。国内学界对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进行了较多地引进、翻译和介绍,而对他最主要的成果——《文选?赋》的英译,目前只有简单的介绍和评价,尚无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诗经》《楚辞》和唐诗的翻译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而针对赋的翻译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一个空白,对赋的翻译进行系统研究和学术探讨很有必要。将《文选》文体和辞赋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与西方文学相比较、参照,可见其世界性与民族性。从文体产生的根源来看,《文选》的文体分类和编排有其层次和规律。从《文选》的文体选择可见中西文学体裁不同的发展道路,亦可见文学观念的差异性。与视文学为语言的自由艺术的观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学观视文学为具有艺术性的文字材料。赋的多种西文译名反映了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发展,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本源,因此“rhapsody”(狂诗)的译法被普遍接受。通过与狂诗的比较可见辞赋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以训诂注疏为核心的“选学”是《文选》的阐释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实质是《文选》的历时性语内翻译。“选学”赋予文本意义,使翻译成为可能,因此构成《文选·赋》英译的阐释学基础。康达维译《文选·赋》是辞赋翻译的新成果,本文简要回顾了西方汉学界辞赋翻译历史。通过比较分析韦理、华森两人的辞赋翻译和康达维的译本,可见辞赋英译大致经历了由新奇通俗译文到严谨普及译本,最后走向专业的学术性深度翻译的发展过程,《文选·赋》英译本是辞赋翻译专业化、学术化发展的结果。康达维个人学术兴趣和教育研究背景对他选择从事《文选》的翻译起决定性作用,对《文选·赋》英译本的最终面貌也有关键性影响。《文选·赋》英译本定位于面向学习者、研究者的典籍翻译,以“绝对准确加丰富注解”为总体翻译策略,但是其准确性受到文本历史性、阐释开放性和译文可读性的限制。本文详细描述了康译《文选·赋》的译本模式,重点分析了译本副文本的功能和意义,通过与其他典籍译本模式的对比分析,可见《文选·赋》英译本在内容排布、阐释深度方面符合学术性典籍翻译的定位,切合“绝对准确”的指导思想,堪称典籍翻译的典范之作。第四章从名物、社会文化、历史典故等方面论述译本对原文中文化要素和文化现象的处理。大赋中罗列的动植物和矿石的名称从翻译的角度看是一个个文化概念。名物的译名与其注解有多种译释方式,两者有六种形式的组合。名物的翻译体现了“绝对准确”的指导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所具有的阐释能力。对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典故,译本主要通过直译加注的方法对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处理。深度翻译的本质是深度语境化,即将原文本或原文本片段的文化语境,通过副文本的方式搬到译本所营造的文本语境中来,使译文或译文片段具有原文化语境的支持。第五章从修辞手段、联绵词、模糊语言等方面论述译者对原文语言和文体特征的处理。辞赋的语音修辞手段可译性小,基于多种原因,译本未作安排;而句法手段可直接转换,能大体保留其修辞效果。《文选?赋》中联绵词的主要功能是描摹声貌,即以声音直接传达形象,其实质是语音象似性。基于联绵词的语音象似性,译者以押头韵或尾韵的词组翻译《文选》赋中的联绵词,较好地保留了其音韵效果和感染力。辞赋语言的模糊性主要源于汉语文言的特殊性和辞赋文本的历史性。翻译活动本身就是突出重点作出更为明确的释解的活动。对于辞赋中的模糊语言,译者主要采取了明晰化的翻译策略。第六章从西方汉学研究的语境下论述康达维译《文选?赋》的学术性。译文注释将译本置于西方汉学文本网络之中,汉学构成了译本的学术背景;同时译本进入汉学传统,属于西方汉学成果的一部分。《文选?赋》译本是康先生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翻译和学术研究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和前提。就思维本质而言,翻译和研究都是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本身也可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典籍的翻译因其文本的历史性,其翻译过程具有文献研究的本质。《文选?赋》的翻译凸显了典籍翻译作为学术研究的一面。康达维译《文选》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文献考据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译本对日文、德文、法文文献的征引是本论文未涉及的领域,是可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