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和英美新批评在中西文论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们对文学规律的挖掘是比较诗学研究理应重视的问题之一。而比较诗学研究的目标则是一般诗学(总体诗学),所以本文研究的目的正是通过比较诗学的个案研究为构建一般诗学添砖加瓦。“新批评”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它对文本形式的关注使之区别于西方传统文论,而这种对传统文论的叛离提醒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性”上。另一方面,说它“独特”,也是因为它还区别于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文论(如象征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等)。《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念远比新批评丰富,但就探讨文学性而言,双方看法实有共通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此问题的研究,重点不是放在术语(如张力、反讽、悖论、肌质等)的一一对应之上,因为这种比较容易陷入生拉活扯的尴尬处境。笔者注意到,无论新批评的术语如何繁杂,如果把它们总体上归结为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范畴来从事“文学性”的研究,言说的空间和自由性就广阔得多。本文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以举隅或略论的方式展开论述的。就批评标准而言,本文列举了“含混”与“隐”,“外部权威”与“拟容取心”,“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论”等几个部分进行讨论;而批评方法上,则重在讨论《文心雕龙》“六观说”与新批评文本“细读法”的联系。理论比较之后的可操作性问题是验证比较诗学合理性的重要环节,而本文所引证的黄维樑先生对白先勇小说《骨灰》的分析，以及新批评代表人物雷纳·韦勒克、克林斯·布鲁克斯对莎士比亚诗句的理解,均是可操作性问题的绝佳例证。在寻求共同“诗心”的同时,我们还需注意中西文论的“异质性”问题。《文心雕龙》与新批评对文学的看法还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如作家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社会功用,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等都在文中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另外,在以《文心雕龙》为主要探讨对象的同时,还梳理了中国古代文论对相关问题的诠释,它对我们加深理解《文心雕龙》和英美新批评的异同起到了辅助性作用。那么,这一差别原因何在?应该说,东西文化“模子”的迥异是产生区别的深层原因。西方自柏拉图以降的二元理论促使西方批评家以分析见长,所以对文学要素的划分泾渭分明;反观中国,孔子和道家尽管文学观念大异其趣,但他们都强调综合观念,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家总把文学要素看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总之,把握中西文论的异同,才能客观地、有的放矢地研讨比较诗学问题,偏废一隅将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