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是美国媒介文化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的《解读电视》、《传播研究导论》、《电视文化》、《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文化》等著作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研究方法上,费斯克颠覆了传统的线性传播学研究模式,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民族志符号学相结合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既关照社会语境,又关注日常生活。在研究路径中,他提出媒介文本是一个具有多义性、开放性及互文性的“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强调大众并非是文化工业所主张的一种异化的、单向度的“文化白痴”,而是一群具有主动性和创造力的行动者；认为“文化经济”是与“金融经济”既同时存在又相互独立的一种经济形式,在这一经济体系中,大众是生产者、文本是商品,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阐述了大众具有“自下而上”的抵制性的权力,在与权力集团的抵制中获得了意义上的快感,从而使媒介文化走向一种“微观政治”。纵观费斯克的整个研究范式,可以看出,他是以意义与快乐为核心,以大众能动性为主线,以符号学研究方法为载体,从而勾勒出了一套完整的关于媒介文本、媒介大众、媒介经济、媒介政治的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体系。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浓重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色彩,并将伯明翰学派积极能动的受众观推向了顶峰。但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也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第一个将学院派文化研究“大众化”的学者,是“大众文化的救赎者”,但也有人认为他高估了大众的力量,是“快乐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正是这种激烈的论争,才给了我们深入辨析、阐释研究的可能性。上世纪90年代末,费斯克的文化理论开始引入中国,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草根文化的流行,费斯克的文化理论再度受到热捧,但目前对于费斯克的研究仍然比较零散,尚缺乏系统的论述。此外,对费斯克的关注也多聚焦在他的大众文化研究上,常常忽略了费斯克作为传播学家的身份,而实际上,早在1971-1981年费斯克在英国任教时就开设了英国大学里第一门传播及文化研究课程,1985-1988年,他又多次在澳大利亚传播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1988-2000年退休,他一直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因此,在费斯克的文化研究中,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是合二为一的主题。费斯克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游学并工作过,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也受到了伯明翰学派的影响,从事过该学派的一些编著工作。复杂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使他在研究中融合了多种学术理论,并赋予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种崭新的视角。本文就采取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就文本与文化产品的分析、大众的接受以及媒介文化产品的使用、文化的生产与政治经济等几个方面,系统地阐述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同时,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费斯克在研究中涉及到的几种理论如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福柯的权力观、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德赛都的抵制理论等,与其媒介文化理论相对比,客观地还原各种理论的实用性及费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适用性。本文共包括以下七个部分的内容：绪论部分论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选择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一是媒介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对大众的文化生产、信息交流、文化消费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是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它一方面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另一方面使文化研究转向的特色更加鲜明；三是费斯克的生产者式文本、积极能动的大众等观点在新媒体中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在媒介融合加剧发展的当下研究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目前,系统地研究费斯克媒介文化理论还不多,本文运用传播学、文本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理性、客观地评价费斯克在媒介文化研究中的成果与贡献、局限与不足。第一章论述了传播学语境下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研究方法。费斯克将传播学研究分为“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两种研究方法,过程学派将传播看成是讯息的传递,关注讯息的编码、解码,传播渠道的运用、传播效率及精准性等问题,“符号”学派将传播视作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是一种意义的协商。费斯克倾向于符号学派的观点并继承了霍尔的“偏好解读”理论,认为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对文本进行不同的解读。在研究的过程中,费斯克还将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民族志符号学相结合,既关注意义的产生,又关注意义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开辟了一条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第二章论述费斯克的“生产者式文本”的特征。费斯克将文本定义为意义的潜在体,可以由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成为真正的文本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能够生产和制造意义及快乐,二是能够与大众的社会生活相结合,并被大众解读。费斯克用分析文学作品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理论来阐述“通俗”的大众媒介——电视,认为电视文本是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具有三种特征：开放性,能够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多义性,文本就是一个意义斗争的场所,文本所具有的意义总是与受众的解读不停地进行较量；相关性,对文本的解读与受众的生活经验、社会地位等因素相关。此外,费斯克还提到了构建在“互文性”之上的媒介文本接受观,认为一个文本只有进入了受众的日常生活并被受众解读时才能与社会相关联,潜藏在文本中的意义才能被激活。第三章论述了费斯克的积极能动的大众观。费斯克拒绝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看作是“文化白痴”的观点,认为大众不是一个在经济、文化及工业社会的政治上被动消极、没有鉴别力的群体,而是一群积极的、主动的行动者。在费斯克看来,大众与文本之间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地,大众对文本的解读,不是大众的主体性向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屈服,而是文本的意义被大众发现后,主动向大众的主体性偏移。费斯克借鉴了德赛都的抵制性理论,将德赛都在描述日常生活时使用的“战略”、“战术”、“游击战”等术语,用来描述媒介文化中受众与宰制阶级的斗争关系。但是,德赛都所谓的“抵制”理论,在一些学者看来并非代表二元对立的“反抗”,因此受众在解读文本时也并不就是如费斯克所说的总是反主流地解读。本章还对费斯克所关注的一个特殊的大众群体——“大众文化迷”进行了论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迷是一群过度的读者,他们所爱好的是极度流行的文本。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迷具有鉴别力与区隔、生产力与参与性、文化资本积累等特征,随着媒介文化的发展以及媒介融合的加剧,大众文化迷已经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文化表征及社会现象。第四章论述了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文化工业理论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大众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力,文化工业消弭了个性,批量生产同质性的产品,使宏观与微观、普遍性与特殊性达成了一致。费斯克颠覆了这种观点,认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文化价值。文化产品既在金融经济中流通,也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这是两种互不相同但同时存在的经济体系,其中在文化经济中所流通的是一种意义和快感的传播,对文化产品的选择,也随之变成了消费者对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的选择。第五章论述了费斯克走向媒介政治的媒介文化理论。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从属阶级的文化,它由大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在对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的微观体验中所形成的意义构成。这种意义必须是抵制性的,其涵括的快乐就是抵制、规避或冒犯宰制性力量而获得的意义的快乐。大众规避或抵抗权力集团的规训的方式,一种是建立意义、快乐与社会身份的符号权力,一种是建立社会经济体系的社会权力。在抵抗权力的规训及控制时,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快感,主要体现在躲避与生产力两种形式。其中,躲避式的快感是发生在身体层面的,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生产力的快感则是大众在解读大众文化时,围绕着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对霸权力量进行抵抗产生的意义的快感。如费斯克所说,文化越靠近宏观层面,就越类同、越中心化和反动；越趋向微观层面,它就越异质和多样化,也因为此,具有多样性的趋向于微观层面的媒介文化才具有了各种解读的可能,并走向了一种“微观政治”的层面。结语论述了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的意义及局限性。费斯克开辟了一条符号学的传播学研究新路径,他的媒介文化理论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及精英主义,开阔了文化研究的新视域。但是,费斯克过多地关注受众以致走向了一种“民粹主义”,他将符号学代替了社会学研究,忽视了媒介文化研究中政治经济学的作用。在融合运用一些学者的理论时,也存在误用、过分解读的现象,比如误读德赛都,将德赛都的抵制理论片面地理解成对主流文化二元对立,在引用福柯的权力观点时,过分夸大了受众的权力,使权力的“无所不在”变成了“无所不能”,过分主张的“符号民主”最终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在当下,媒介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媒介的崛起,为大众掌握新传播环境的话语权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重新审视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不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关注受众的需求,更好地理解并发展好传播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