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后,工伤事故逐渐成为当时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与此紧密相关的工伤责任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伴随着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之间的冲突与竞合也一并出现,而这往往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用人单位、其他侵权人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多方面的利益。本文试将关注重点投放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问题上,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法律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厘清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关系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二者竞合的主要成因。正是由于二者在法律关系、制度价值、归责原则等多方面的差异及比较之下凸显出来的各自优势,才使得受害劳工在事故发生后陷入对两种救济方式难以取舍的两难境地。我认为第一部分是探寻该问题解决方法的前提,也是针对两种救济方式的利弊给出合理建议的基础,在整篇论文的行文构建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二部分,通过对目前司法实务中解决该问题常采用的替代、选择、兼得、补充四种处理模式的介绍与评析,比较分析了四种模式的优缺点,进一步明晰了解决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竞合问题时的难点、重点。由于工伤事故发生后的责任关系错综复杂,不同主体侵权时发生的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竞合问题也不尽相同,究竟应选择何种处理模式,是根据不同原因导致的工伤事故类型采用同一模式,亦或将工伤事故按照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从而区分不同情况分别选择处理模式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对我国目前立法上的现状及缺陷加以评析,并以案例比较的形式指出该问题所导致的司法实践上的困惑与反思。在我国,针对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问题并无立法上的明确规定,只是散见在个别的法规和司法解释中。虽然对于实务操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如此散乱的规定及法条上的相互指引,不仅没有实现立法上的统一,甚至造成了规定上的相互矛盾,为该问题的理论研究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情形相似的案例,在不同地区依各地不同的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得到完全不同处理结果的现象。这些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切身利益乃至整个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理念的工伤赔偿问题,经过这样无据可依、无章可循的肆意操作,无论对法律的权威、还是对执法与司法部门的公信力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及挑战。反思现行司法操作模式,破除司法实践中的重重困境,着实是值得探究的法律问题。因此,研究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问题,并给出建设性的意见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第四部分即解决问题的部分,根据工伤事故发生原因的不同,我将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竞合问题的解决方式分为三种情况加以分析：首先,在用人单位侵权时适用改良的替代模式。即因用人单位侵权而引发的工伤事故,要区分两种情况分别处理,在“用人单位无因性事故中”应适用传统的替代模式,而在“用人单位有因性事故中”则不能完全以“替代模式”加以适用,要在用人单位有过错的情形下加以变通,不得免除用人单位的民事赔偿责任,故称之为改良的替代模式。其次,在第三人侵权时适用修正的补充模式。即在工伤事故是由用人单位外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导致时,在采用补充模式这一大前提不变的基础上,不再设定赔偿顺序,同时引入代位追偿机制,形成修正后的补充模式。最后,在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时则需要对《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加以补充。即在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一律先由用人单位参照工伤保险的项目及标准支付部分赔偿,这里的赔偿只是在程序及数额上参照工伤保险制度,其实质是基于用人单位和受害劳工之间的民事赔偿关系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如果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本身存在过错,也可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这样就保证了受害劳工既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又可以完全填补损害,更维持了用人单位投保的积极性,进而通过完善现行立法,合理解决该问题。随后,针对我国工伤补偿和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问题,我试图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立法层面,明确、统一现有立法,增加相关立法规定,提升立法层次,增强立法的系统性、条理性、规范性,同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司法层面,主张建立健全工伤事故的预防机制,变被动为主动,通过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减少或避免工伤事故的发生,从根本上解决复杂的竞合问题。与此同时,试将刑事责任引入工伤责任体系,实现预防与惩罚的双重功效。最后,重视救济程序的前后衔接,避免诉讼成本毫无意义的浪费,在具体实务操作中努力开展对解决工伤案件程序繁杂、效率低下等问题的新探索。文章以解决工伤补偿与民事损害赔偿竞合问题为根本出发点,运用比较分析、社会实证分析、归纳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紧紧围绕着如何解决工伤补偿和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试图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提出相应的法制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