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并努力解释布干达和布尼奥罗·基塔拉这两个主要东非王国之间的激烈角逐。著名的欧洲探险家约翰·斯皮克在其《尼罗河源头发现之探索》中阐述的观点在欧洲颇有影响,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这两个东非王国进行学术探讨的浓厚兴趣。斯皮克在从事尼罗河源头探索中,偶然发现了颇有秩序的布干达王国和它最主要的对手布尼奥罗王国。在人们普遍认为由无组织的野蛮部落组成的非洲大陆上,却曾经存在着这样发达的王国:一个庞大的国家体系内有着高效的官僚机构、常备军队和发达的经济,这些现象无疑是令人震惊的。结果,斯皮克的描述引发了人们对东非湖间王国的历史及其政治进行探究的兴趣。这一发现最终推动英国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特别是殖民者的纷纷而至。从这些早期的历史学家、探险家以及现代的非洲历史学家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伟大的中非基塔拉帝国分裂之后,新兴的小国经历了重新组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国家体系及其过程,这个国家体系后来被称为“班图国家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由安科尔(Ankole)、布索加(Busoga)、布干达、布尼奥罗和托罗(Toro)这五个国家组成。他们是斯皮克在首次旅行中遇到的国家。在成功组合上述王国后,强大的封建王国布尼奥罗雄心勃勃地试图重建基塔拉帝国的昔日统治,从而引发了追逐支配权力的斗争。但是,布尼奥罗的霸权野心最终引发了在与世隔绝的东非和中非地区建立起相互制衡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学者通常认为,“均势”是指某个国际体系中整个或个别国家的行为必须经常根据其他国家实力的变化而进行的必要调整。尽管下文将讨论“均势”的众多概念,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含义包含在“均势”概念中。大多数学者和研究者一致认为,在一个具体的国际体系还是国际社会中,当国家面临重大威胁时,它们往往寻求建立某种“均势”。历史上,这种相互制衡或“均势”是通过权力角逐、构建联盟以及提升国家自身实力来实现的。在通常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通过解释为什么国家采取哪些战略或行动来阐述“均势”机制的意义并且使其被理解。根据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既包括防御性也有攻击性)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的解读,学者们同意“均势”发生在无政府体系中,因为在这一体系里,国家最为关注的是他们能否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长久的安全。为了确保国家最高利益的安全,无论是国家单独承担还是集体合力,目的均为阻止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产生霸权这一潜在的危险。这些理念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国家只能够通过提升自身实力、构成对外联盟或者针对霸权国家的某些行为来制衡霸权国(Wohlforth 2007)。通常,这是“均势”的核心理念。从理论的角度来观察,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以及不少的近代之前的早期国家体系中,“均势”理论与实践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均势”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规律”。跨接学科之间的差距尽管存在着对“均势”的普遍认同,“均势”理论一直过于依赖欧洲经验和相关的案例去研究国际问题的原因。因此,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研究中表现需要的“包容性”和跨越式方法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一明显的不对称。当然,有些学者认为,“均势”可能不像那些热衷于“自然规律”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它是一种普遍现象。鉴于欧洲之外的案例不足,有些人甚至断然否认“均势”是严格的理论。然而,对于那些认为“均势”具有普遍规律的学者而言,这种分歧无异于来自各种理论的不同看法。例如,兰德尔·施韦勒(2006)等人认为,至少“均势”还是一个尚待发展的理论。在推动这一理论的合理化中,施韦勒试图证明,“均势”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规范理论解释的国家行为。然而,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假设这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均势”理论这一简单解释的补充。本论文倾向如下观点:传统的“均势”研究方法属于国际关系(IR)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宏观的特征。尽管过去一百年来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发展迅速,但是“欧洲中心论”仍然经久不衰。与乔治·葛伟赫斯(George Gheverghese)、约瑟夫·瓦苏(Joseph Vasu)、雷迪·玛丽(Reddy Mary)和赛尔·查特吉(Searle-Chatterjee)等人的观点一致,“欧洲中心论”在过去一百年里几乎渗透到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按照这一逐渐形成的学术偏见,源于西方殖民和经济支配的历史进程,反过来他们又为思想理论的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合理地位。在西方学术界的支持下,这种偏见有助于维护英美与欧洲国家支配世界政治和思想的优势。在国际关系中,他们充分表现在对强权政治和大国关系的痴迷,结果造成国际关系学科中对国际“边缘”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与相应关注明显不够。尽管有种种实际的原因,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学界明显地忽视了对“边缘国家”的重视,特别是缺乏对本论文所涉及的非洲案例的研究。考虑到“均势”既有可能是一个自然法则或者是一个不甚具体的理论;同时意识到我们对非欧洲案例进行的研究非常之少,甚至是根本没有,本论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这一时期存在于非洲的“均势”案例研究来填补这一空白,从而进一步丰富国际史和国际关系学科本身。本论文考察了欧洲殖民扩张之前存在非洲的国家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为此,作者系统地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解释二十年间两个相互对峙的大国是如何纵横捭阖的;特别是探讨了这两个国家中的领导精英及其他们的团结与分裂在影响和扩大制衡行为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与此同时,作者考证并分类各种已被发现的文史资料去解决论文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例如,如何解释1870年至1890年间出现在布甘达和布尼奥罗的制衡及其成败的原因?作者认为,1870年至1890年间,两个国家的领导精英具有的凝聚力或者走向分裂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布干达和布尼奥罗的制衡行为。例如,布干达首领在宗教上差异和相互猜疑削弱了国家的行政能力,从而影响了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另一方面,结束精英之间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尼奥罗政治和行政结构的改革所致,正式由于改善了其运用权力的能力,从而有效地抵御了侵略者。本论文旨在加强对新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均势”的论证,即“外部体系的压力通过国内诸因素逐步影响外交政策行为”。为此,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初步实现成功的制衡之后,两国遵守这一机制的稳定时期是由于他们国内因素还是其他的内部考虑。除此之外,论文还涉及到国内政体的脆弱性以及另外两个明显的影响因素。由此,这一论文首次深入研究了欧洲殖民入侵之前非洲存在的“均势”机制及其运作。论文的第一章提供了所研究课题的综合介绍和背景,即探讨了论文主题的意义并且概述了整个论文的核心内容。接下来,它详细说明了要解决的主要和次要问题,并提出了本文的假设,讨论了案例和案例研究的选择,以及在进行这项研究时应用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同样,第一章解读了建立国际均势体系的先决条件,以及包括文献综述、数据收集方法以及研究的局限性和论文结构。第二章主要提供了布干达和布尼奥罗两国的起源。同时,这一章检索了构成东非和中非洲国际体系的其他三个州。特别是在这一章中简要介绍了该地区所有涉及贸易、战争和外交的五个国家的政治、行政和文化结构。并且指出了布尼奥罗与布干达这两个主导这一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论文的第三章继续研究了“均势”机制的历史发展以及运用这一机制的整个规模。首先,序言部分深入解释了“均势”的概念以及该术语的定义与使用,接下来探讨了欧洲国家体系从修昔底德时代到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建立、再到一战前欧洲时代的演变。这部分还参照了殖民地之前存在亚洲的“均势”、探讨了仲裁与保护的作用,以及朝贡贸易和皇室同意把“均势”作为制衡的根据被用在远离中国大陆的边远地区。然后,本章探讨了研究论文主题的各种理论方法,并且做出了系统理论的概要。最终,作者使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解释“均势”。另外,本章探讨了施韦勒关于制衡机制的论述以及“均势”的政治制约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本论文的思考基础。论文的第四章探讨了两个具体案例的分析,重点关注了布干达和布尼奥罗的政体。本节特别介绍了 1860年至1890年间,国王穆特萨一世和姆万加二世(布甘达)以及卡巴勒加(布尼奥罗)统治下的两国及其国内政治。该部分目睹了伊斯兰教的产生、然后是布干达的基督教,因为这两个宗教间的关系以及宗教在布干达法院导致精英分裂的政治作用。本章提出的第二个案例研究探讨了布尼奥罗内战和卡巴勒加的兴起,以及布尼奥罗为了巩固、塑造精英凝聚力所进行的改革。第五章综合分析了政治制度研究的整理信息。然后,借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来推断国家行为。它评估了持续的内部分歧和宗教差异能影响国家行为的责任和程度,导致布干达无法抵御外部侵略和布尼奥罗抵御侵略以及扩大其领土的能力。第六章总结了这篇论文。它突出了该研究的主要发现。本章确认了以下假设:中央政府领导层由于持续的内部分工,官僚主义和宗教利益而被分散,分散的程度最终影响到国家是否具有制衡的能力。论文表明,任何国家的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最终能影响到制衡对手的能力。此外,论文强调了要考虑到各国具有不同的获取权力的能力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强调国家的获取能力取决于其行政能力,因为这将使其能够动员物质力量,并将其转变为国家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