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成公元年》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是先秦士人对民的一种定义,农民只是四民之一。“四民”可以认为是狭义上的民,而本文指的民是广义上的,从国家或社会上来看,凡是构成社会的人群都应该称作民,只是他们所处的地位或者说阶层不同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变称“将军”者很多,不仅反映出民变的皇权思想,也是将军号滥授化和普遍化的反映。东晋末年最大的一次民变——孙恩民变,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从这一称号入手,分析了孙恩民变中口号的变化,即从初期的“复仇”到反对“暴政吴会”的东征再到“朝服而至建康”推翻政权,也指出这次民变是次等士族利用沸腾民意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进而提升政治地位的一次民变。南朝刘宋时,民变多以“晋室之后”为口号,最具代表性的是益州司马飞龙和赵广民变。益州司马飞龙和赵广的民变不仅利用了“人心思晋”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有佛教因素的参与。这次民变参与的阶层比较广泛,并利用宗教诳惑百姓达到称王称帝的目的。南朝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少数民族的民变,南朝少数民族民变中的一次代表——夏侯方进民变,改名“李弘”,利用“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一道教谶语来发动民变,同时亡命司马黑石等人也假托“司马”宗室来狂惑百姓,他们逃入蛮中和蛮族人民一起发动民变。南朝是南方蛮、俚、僚等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不同于北朝强势的少数民族建立一个又一个的政权,南朝少数民族则更多的受北来的汉民族王朝的统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汉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在开发南方的过程中,汉族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汉化与反汉化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