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记录了虞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军事大事,在“六经皆史”的意义上,它是保存下来的先秦史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经学史上,它成为古今文学争论的开端。自汉代立《尚书》为官学之后,《尚书》作为历代帝王将相的政治课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它和孔子的学说同样受到统治阶级的尊敬,成为治理国家的理论工具。孔子不仅明确提出过“《书》教”概念,而且还系统提出过“《书》教七观“说”。《礼记·经解》云:“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尚书大传》卷五《略说》云:“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皋陶谟》可以观治”说是“《书》教七观”说中的一种。根据《孔丛子·论书》中的记载可知,“七观”说是孔子对《书》之大义的阐述。通过研究“《皋陶谟》可以观治”说,不仅可以探究“《书》教传统”的形成、“《书》教”思想的内涵,而且可以为梳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进程的曲折嬗变提供全新的审视视角。近代对《皋陶谟》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称之为丰富,除了几部通史类著述的部分章节内容涉及《皋陶谟》篇外,专题论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谟”体和《皋陶谟》的内容阐释上,明确涉及孔子“七观”说的仅有《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尧典>可以观美”臆说》等数篇论文。虽然专题从“《皋陶谟》可以观治”说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但是许多学者在研究《皋陶谟》的过程中,已经从多角度归纳了《皋陶谟》的治政理念。不论是从何角度对《皋陶谟》进行研究,其“慎身”“知人”“安民”的三个核心理念都是明确的,虽然有的学术论文对《皋陶谟》的政治理念有所涉及,但是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归纳总结,对孔子“七观”说的涉及更是少之又少,更没有以孔子“《皋陶谟》可以观治”说为切入点进行系统的研究。《皋陶谟》是《尚书·虞书》中的一篇,是记录君臣谋议国事的重要文献。“《皋陶谟》可以观治”说体现了孔子对“治政”的理解。从整体看《皋陶谟》大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自开头至“予思赞赞襄哉”,是为皋陶与禹的对话,主要论述了“慎身”治政理念,“知人”治政理念和“安民”治政理念。第二部分自“帝曰,来禹,汝亦昌言”至结尾,有舜参与其中,主要论述了“赏罚有道”治政理念和“君臣之道”治政理念。通过文献集成研究“《皋陶谟》可以观治”这一论说,并且根据《尚书》学的发展特点,将相关文献按照时代分类归纳,分为周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五个阶段。周秦时期是《尚书》学的发生期,也是“七观”说被提出的时期。两汉时期,随着儒学独尊,《尚书》学为两汉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提供了核心理论依据,为汉代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起到关键作用。魏晋被视为“经学中衰時代”,南北朝则被视为“经学分立時代”,魏晋南北朝時期是《尚书》学研究的转型時期。隋唐时期,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推行经学,达到了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宋朝开始,随着理学的兴盛,儒学受到了很大影响。明朝时期的《尚书》学的重点在于“正人心,限君权”。清时《尚书》学与当时王权之间呈现出合作的同时又与之抗衡的状况。民国时期《尚书》学主要用于推动民主复兴。然后根据《皋陶谟》中提出的“治政”之法,分为“慎身”“知人”“安民”“赏罚有道”“君臣之道”五类治政理念分类进行整理,以充分认识“治政”这一核心观念在《尚书》学各个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作用和变化,及其对现代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同时可为探究“《书》教传统”的丰富内涵提供理论依据。《皋陶谟》体现的“慎身”“知人”“安民”三条核心治政理念,以安民心,顺民意为重心,环环相扣,相辅相成。“赏罚有道”“君臣之道”两条治政理念,相对而言,是对君、臣、民三者的关系起到协调作用,如果将“慎身”“知人”“安民”三条治政理念看做治政的石砖,“赏罚有道”“君臣之道”两条治政理念就是黏合石砖,填补缝隙的泥沙。《皋陶谟》中体现的五条治政理念,与我国当代治国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皋陶谟》可以观治”说与当代治国理念相结合,可以体现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