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时代,“三微一端”平台在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互动性方面不断深耕发力。涉及药品的质量安全和广告违规宣传等问题多次发生,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扩大为国民热议的影响力事件。这些发生在企业的药品危机事件同时也会给政府造成形象和信誉危机。目前,诸多国内学者将西方流行的危机沟通理论进行本土化尝试,并为政府等组织探讨危机破解思路,检视危机传播效果。相较之前,社交媒体时代的危机沟通被赋予了诸多时代特征,并日益成为传播学等学科专家研究关注的焦点。对此,本研究选取近年来发生的药品危机事件并结合归因理论,以危机传播中的公众视角探究利益关系人的危机责任归因,并尝试提出危机沟通策略。研究主要聚焦三个问题:第一,药品危机中的公众是否将责任归因政府及归因状况;第二,影响公众对政府责任归因的相关性因素;第三,社交媒体时代,政府应该掌握何种沟通策略应对危机传播。论文研究用文本分析法对选取的五个案例进行还原,并对抽取的1000条公众评论进行政府责任归因分析;同时以滚雪球的方式发放问卷,探究公众责任归因的关联性因素;最终采用文献法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整理前人学者的危机沟通策略,尝试提出社交媒体背景下危机双向沟通策略。研究发现药品危机中公众普遍将责任归因至政府,归因比例高达60%以上,且其中多夹杂愤怒、厌恶等负面消极情绪。根据问卷描述统计中的交叉表分析结果显示,公众在药品危机中对政府责任归因与其性别和职业的相关关系不显著,但是与公众的年龄层次、公众对事件的了解程度以及公众了解事件的渠道有较为显著的关系。另外,政府责任归因与假设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药品危机中公众的政府责任归因与对危机严重程度认知正相关,与政府危机互动满意度认知和政府危机反应策略评价、政府良好的危机史关系史认知呈负相关关系。此外,公众情绪影响危机中政府责任归因的假设经过验证后成立。在危机沟通策略方面,研究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的药品危机沟通应该吸取已有的危机沟通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倡导双向互动模式。一方面指政府主导沟通,关切公众的核心利益,疏导公众归因情绪。同时公众应该意识到社交媒体赋予自身的危机沟通话语权,正视自身的主体地位,做到理性表达,克服归因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