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理论研究上,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眼光,这种诠释眼光是从另一种“现代性”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进行“纠偏”。其中,梅光迪的儒家现代转型思想与新文化派的碰撞,呈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问题所在。由此,梅光迪的新思想,可能预示着一种不同于新文化派、而具备另一种可能性的现代化转型思路。这种新的思路,本论文称之为“新人文主义儒学”。“新人文主义”为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白壁德(Irving Babbitt)提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The New Humanism)主张文化以“适度性”为核心,以“人的法则”来反对“物的法则”,恢复人本身的情感与道德。梅光迪在发现白璧德理论与儒家学说契合的基础上,接受了白璧德提出的“新儒家运动”的建议,并通过借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从传统的儒家生发出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的新的儒学理论。本文以纯学理的方式对梅光迪原始文献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考察梅光迪的儒家现代学术的文化构建体系及其内在学理思路,将之提炼为“新人文主义儒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梅光迪“新人文主义儒学”的内在观念起源：通过研究新文化时期关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学术理论,发现以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有着与新文化主流学派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观念。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性”不等同“西方现代性”。梅光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同样具有现代因子,并且以孔子为例说明,“真正的现代人”意味着即使在被动状态下接受了强势文化的冲击,也能够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儒家自我转化的能力。在此前提下,梅光迪构想的现代文化转型思路是一场以儒家为核心的“新儒家文化运动”。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梅光迪“新人文主义儒学”的学术内涵。梅光迪的“新儒学”构想的整体构建思路是：以“民间文学”为突破口,在向西方寻求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来消解本土“旧派文学家”们的影响力的同时,发动引起社会反响的“新儒家运动”。“新儒家运动”的重点在于以“新儒学”方式重新诠释中西文化,即两个重要的学术任务：一是回归原典本身重新诠释儒家及诸子百家；二是强调全面地(指不仅仅侧重杜威罗素等现代西方哲学),引进古希腊等更经典的西方哲学理论。而这一诠释方式和学术任务的核心原则就是儒家学说,他将这一核心内涵表述为“儒家的永恒价值”,这一“永恒”性的真理源于生活并通过智慧的提炼,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即从蒙昧的人培养成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性的“人”。因此,梅光迪也抛砖引玉地对“慎终追远”、“礼法”做出了他的现代性诠释：认为“慎终追远”不仅仅是儒家“孝”的形式,而且是这个形式背后的“永恒”存在的信念在起作用；在“礼法”制度及其内涵上也应当“推古人立法之意”,在重新确定“格物致知”对象、批判“三纲五常”、推崇“颜李实学”等研究内容之外,强调“现代性的诠释”是要求将儒学的真正价值研究出来,揭示其更切合日用人情的真正内容。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梅光迪“新人文主义儒学”的人格追求,这种人格追求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君子”人格如何引导现代社会的转型,更具体的涉及到新知识分子的公民意识、学者的责任与定位以及儒教展开等方面。具体展开即：第一,“君子”人格在社会转型期的承担上,通过对“通儒大师”身份的期许,要求新一代知识分子贯通东西文明,出入儒耶,借由学术而引导国家的文化,借助“君子阶层”的转译而缓解大众承担的文化转型阵痛。同时将他们作为整个儒家系统在社会变革和内部更新的保障,对现代新的“君子阶层”更新培养,以较为缓慢的长远“教育”来替代现实的考验,并将所有国人都纳入儒家再一次转型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之中,以“化”的方式再次完成中国社会自我更新和内部转换。第二,在新知识分子的公民意识上,梅光迪也指出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热情需要转化为理智而谨慎的态度,审视新成立的公共政府与公共事务。第三,在学者的责任与定位上,梅光迪批判学术界两种不良现象：“时髦式学术家”仅仅懂得西方文化的表浅层面,就开始兜售各种“西方现代科学”,使得真正的儒家传统无法讨论；“政客式之学术家”因为盛行一时的意气而牺牲下一代学生的知识结构、使他们丧失独立思想的能力。因此他呼吁真正的学者应当站出来抵制这两种风气。第四,儒教与信仰方面,梅光迪一方面区分了“孔教”与“基督教”,指出“孔教”入世与教化的本质,另一方面也主张借鉴基督教的组织结构,将儒家在宗教意义上的礼仪形式保留下来。论文通过对梅光迪儒家现代文化转型思路的系统研究,展现了梅光迪从儒家的整体生态上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思考及其提供的解决方向。当我们坚信中国文化的内核仍在以儒家传统为主时,梅光迪的“新人文主义儒学”可以提供可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