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下,并购重组愈发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谋求转型升级和更大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在2012年~2014年期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来鼓励企业的兼并重组,在这种背景下,2014年~2016年,我国资本市场上兴起了并购热潮,为了实现企业的战略转型以及多元化经营等目标,企业进行了外延式并购,与此同时,也积累了巨额的商誉泡沫。虽然从2016年开始,我国对企业并购重组的监管逐渐趋严,企业的并购行为开始减少,但是2014年~2016年的并购热潮遗留下来不少“后遗症”,商誉减值就是其中一个影响严重的“后遗症”。2017年,随着业绩承诺开始到期,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不达预期以及业绩承诺期后业绩退坡的问题开始出现,商誉减值的问题愈发严峻。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在商誉的初始确认以及商誉的后续计量上给企业留下了较大的自主量裁权等原因,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计提存在两个极端现象,要么不计提或少计提商誉减值,要么一次性计提大额商誉减值,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研究商誉减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就显得很有必要。商誉从实质上来说指的是在未来期间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真实的商誉减值计提是预示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下降的重要指标。本文以案例分析为研究方法,从斯太尔计提商誉减值的案例出发,来分析其商誉减值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应对商誉减值问题的对策。首先,介绍了案例分析的背景,阐述了斯太尔商誉的初始确认过程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情况。其次,分析了斯太尔商誉减值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商誉的初始确认高估、商誉减值计提存在盈余管理动机以及商誉减值的相关信息披露不充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认为斯太尔商誉减值的计提存在规避退市的盈余管理动机。另外,本文引入系统摊销法对斯太尔的净利润进行了重述,在系统摊销法下,斯太尔2014年和2015年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区别于减值测试法下2014年盈利而2015年亏损的实际情况,认为减值测试法带来的盈余管理问题背离了反映商誉经济实质的初衷,而系统摊销法能够有效地减少管理层的主观判断空间。通过对该案例的研究,本文得出了解决商誉减值问题的必要性。因此提出了应对商誉减值问题可以考虑的对策:一是要规范商誉的初始计量,通过加强资产评估机构的责任,合理确认估值过程中应用的各项参数,理性分析并购的协同效应以及加强对业绩承诺合理性的监管等措施,来避免初始商誉的高估问题;二是要改进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可以探索系统摊销法与减值测试法相结合的方法,降低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调控利润的盈余管理空间;三是要强化商誉减值的相关信息披露,监管机构应该对商誉减值信息披露问题进行进一步规范,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