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案件居高不下,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司法机关在办理毒品案件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案件数量的冲击,同时,毒品犯罪分子越来越狡猾,犯罪手段不断翻新,花样百出；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立法的粗疏和司法解释的不系统不配套,导致了司法机关在处理毒品犯罪案件中,尤其是适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过程中,对毒品犯罪的犯罪停止形态的标准上掌握不一。从纵向上讲,出现了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定；从横向上讲,出现了同一时期不同法院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判决。“同罪不同判”问题有碍于法律的评价性、指导性价值的体现,严重影响法律公正性及权威性。随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继出台,先进的司法理念和落后的侦查水平的矛盾,先进的程序规则与落后的实体规范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法治进程的瓶颈。本文成文的初衷盖因毒品犯罪的停止形态对毒品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量刑轻重标准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空白,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学者、司法实务者重点研究的对象。总体而言,根据研究者研究的不同侧重点,笔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倡导刑法谦抑性的纯理论研究；一类是提倡司法便捷的实务性研究。同时在实务研究中,又因立场的不同分为：概括条件研究和严格条件研究。激进派站在维护公众利益,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立场,降低了毒品犯罪的准入标准,而保守派站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立场,提高了毒品犯罪的准入标准。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普遍存在四种观点学说：一是犯罪目的说、二是犯罪结果说、三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四是法益侵害说。而针对不同毒品犯罪行为,又存在着大量的分歧意见。仅以贩卖、运输毒品犯罪为例,毒品的既遂标准学术界就存在契约说、交付说、交易行为完成说、买入说、以贩卖为目的持有说、起运说、运抵说和合理位移说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然而分歧观点或主张远不止上述几个,笔者无法一一列举详尽。可以说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没有形成关于毒品犯罪的犯罪形态的统一认识。国内关于毒品犯罪形态的研究也是大多散见于司法个案的探讨运用分析之中,缺乏系统理论的研究。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在禁毒一线的司法人员,试图通过对毒品犯罪立法本意、犯罪构成要件和罪刑关系的分析,结合司法案例,对现有的观点和主张进行系统的分析评介,吸取其合理内核,在理论与实践、保守与激进的对立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通过对毒品犯罪的合意、着手、持有等状态的论证,以期能够系统完整的揭示毒品犯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导致的不同停止形态,提出了“持有行为+目的行为”的标准既遂模式、“持有未遂”、“未持有的目的行为预备”的观点,同时也初步探析了一些特殊的毒品犯罪中,尤其是毒品预备案件,控制下交付的案件等特殊情形下的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