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对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外来务工子女以及中层家庭儿童语言资料的分析,发现两者在家庭生活中所形成的语言倾向性或“语言习性”具有系统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三个不同层面:语言词汇、语言思维和语言“构思”。把它们分别与学校教育所要求的“语言习性”相比照,发现外来务工子女的“语言习性”明显与之有着更大的“距离”。这使前者进入学校教育的语言环境时面临着更大的语言冲突。为了融入其中,他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并形成“非常”的语言适应策略或模式,然而,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这展示了学校教育给外来务工子女制造教育不平等的内在机制:通过设立“语言习性”的标准,学校教育制造了与各阶层儿童原有“语言习性”之间的不同“距离”,使得各阶层儿童具有不同的学习效果。通过这一过程,学校教育使社会“语言资本”的分配等级结构在学校教育中延续,实现了教育的“再制”功能。另外,从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实践来看,该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机会均等问题的解决已露出丝丝曙光时,它告知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教育平等的实现并非仅仅是入学机会的均等,它还面临着学校教育自身逻辑的挑战；在实现了入学机会均等之后,我们还需要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对外来务工子女在学校教育中的语言劣势给以补偿,从而减少他们在学校教育微观处所面临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