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孟子升格运动”达到了高潮时期。孟子的“升格”,意味着宋明儒者越来越重视孟子的思想。孟子的“四端”学说,特别是他的“恻隐之心”说,成为整个宋明儒学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宋明儒学的学派划分是以哲学家们对何者为道德本体的追问为依据的,因而本文将从朱熹理学、陆王心学、刘宗周和王夫之的气学出发,以求在详尽的学术谱系划分下实现对“恻隐之心”的全方位、多角度、跨领域的考察与分析。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对朱熹理学“恻隐之心”的考察,朱熹将“恻隐之心”作为性之情即以“恻隐之心”作为性体的发用与显现,从而将心、性、情三分,继而强调性对于情的主导与制约,使其无不中节。第二部分是对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恻隐之心”的探究。陆九渊以“心”为最高范畴,认为“本心”即理,“恻隐之心”即心即理,以此确立起人内在地就具有伦理道德的依据;王阳明则以“良知”结合孟子的“恻隐之心”,通过“心即理”,打通形上、形下,将“恻隐之心”从作用提升为本体。第三部分是对刘宗周、王夫之气学中“恻隐之心”的讨论。刘宗周拒绝将性情二分,强调性与情不离不即,“恻隐之心”即情即性,并通过对“四德”与“七情”的划分,建立起心性情一体之学;王夫之认为“道心”为性为体,“人心”为情为用,“道心”“人心”互统性情,他在严守性情之分的同时又试图将性情统一起来,并为情在其学说中留下一席独立之地。第四部分则是对整个宋明儒学作综合分析。哲学家们皆从体用论角度切入“恻隐之心”,以求索学说中的道德本体之所在,并以此出发对学说中的心、性、情关系作不同的统一与整合;四端与七情的关系是哲学家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哲学家们或从形下统合,或从形上直说,或兼具形上、形下而言,由此,四端与七情的善恶问题在他们的各自学说中得以分明;“恻隐之心”在宋明儒学中如何安顿涉及到哲学家们对于心性关系或情理关系的整合与把握,在此过程中,“恻隐之心”的地位也在逐渐提升,从单纯的作用心上升为本体心。本文通过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孟子“恻隐之心”的分析,探究了宋明儒学心性哲学的内在道德依据,在对“恻隐之心”内涵的阐释中,宋明儒学将形而上的道体本体与形而下的道德行为贯通起来,并以此建构起了宋明儒学形而上学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