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贸易口岸,促使华洋杂处格局形成,华洋纠纷日益增加。列强出于对中国司法体制的怀疑,为保护本国侨民的利益,在条约中增加了领事裁判权条款,本国侨民为被告的案件均由该国领事审理。19世纪6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又先后设立了会审公廨(mixed court),由领事与谳员会同审理以华人或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涉外民刑事纠纷,进一步攫取了中国的司法管辖权。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外约章中领事裁判权与会审公廨的关系、会审公廨的条约依据,并以上海开埠为起点,追溯了会审公廨设立与发展历程。其次,本文对制度设计下的会审公廨(主要指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与传统县衙作了比较分析,力图揭示会审公廨的职能定位、性质与特点。设立逋始,会审公廨是中国的司法机构,道台与谳员掌握人事任命权与财政权。外国会审官仅在部分涉及侨民利益的案件中享有会审权。而后驻沪领事团与工部局步步蚕食中国地方官厅对这个机构的控制力。直到辛亥革命起,驻沪领事团与工部局乘机控制了整个会审公廨。本文通过以1911年橡胶股票风潮中的一起重大担保贷款案件为视角,考察会审公廨作为司法机构的运作模式与审判风格。由于国家制定法的缺位,会审公廨借助专家证人与交叉询问技巧,试图总结出一套能够指导判决的习惯法。会审公廨不自觉地承担着“创造法律”或者“发现法律”的功能,以解决20世纪初上海的新型经济贸易纠纷。最后一章回顾了会审公廨的收回历程,并尝试总结其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的启蒙意义、对近代律师制度的推动作用、对契约自由的保障及其地方自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