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美国愈发将中国视作高技术发展领域的竞争对手,将确保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作为重要战略目标。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域外适用、执行力度强、单边主义浓厚且聚焦于高科技产业,这对于中国“走出去”的跨国公司和中国的技术发展都是很大的打击。如何应对制裁带来的规制合法性危机成为跨国企业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本研究针对核心问题“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稳定经营后如何应对新的规制合法性危机”展开讨论,通过对阿尔斯通和东芝公司的对比案例分析,研究跨国企业合法性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探讨抵制动机和抵制能力对合法性倾向的影响,并从合法性倾向中总结策略模式。本文采用双案例研究方法和对比分析法,选取了均度过规制合法性危机的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和日本东芝公司进行对比分析,聚焦于二者的抵制动机和抵制能力,来探讨“为什么”二者的应对策略会产生差异以及母公司应“如何”应对规制制裁。首先,本文从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三个维度来探讨企业面对的制度压力。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与制度压力是正相关的关系。规制压力可以从东道国政府行为、母国政府行为、国际关系和经济制度压力几个维度来衡量。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与抵制动机成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三者对抵制动机的影响力不同,规制压力最强,规范压力次之,认知压力最弱。其次,本文探讨了企业战略和抵制动机、抵制能力的关系。战略动机可以从场域位置中心性、战略期望一致性和风险预防能力来衡量。场域位置中心性和风险预防能力越高,企业的抵制能力越强,越易采取主动的策略。企业领导人的风格决定企业战略的落地,企业领导人越强势,外部期待越符合企业战略目标,战略动机越弱。接着本文探讨了抵制动机和抵制能力对合法性倾向的影响。企业的规制压力越高,抵制动机越强,当抵制能力强时,采取的合法性倾向越主动。当企业抵制动机强,但是抵制能力弱时,其更倾向于被动的策略。最后,本文根据不同的合法性倾向组合,总结出三种策略,即拖延型策略、融合型策略和反向影响型策略本文从制度视角下的抵制动机和抵制能力探讨了跨国企业合法性策略的选择。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研究对象上本文不再只聚焦于新进入东道国的子公司如何获取合法性,而是探讨已在东道国获得了合法性并稳定经营多年的母公司该如何解决新的合法性危机。在研究结论上,由于面临危机的复杂性,本文认为企业在某一阶段不会只采取某一种合法性倾向,多数情况下企业的策略是对复合型倾向的总结。本文虽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不足。本文在考虑制度压力时未在制度来源上做区分,在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的来源上考虑得较为单一。未来研究可以增加制度压力来源的区分,使研究更加丰富和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