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较早统一黄河流域,并建立长期稳定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它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强盛,而汉族势力向南退却的一个特殊时期。故考察其中枢机构长官的种族构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北魏政治史、民族史以及社会变迁的了解。文章首先讨论并明确了北魏中枢机构体系及其长官的范围,附列了214位中枢机构长官的种族归属。其后,围绕中枢机构长官的种族属性,进行了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分析,发现随着国家中心区域的变迁、汉化改革的强力推行,鲜卑勋贵和除鲜汉外的少数种族在中枢机构中的比重呈现下降态势,而汉族士大夫的比重则有较大提升。同时鲜卑勋贵分裂为六镇鲜卑与洛阳鲜卑,洛阳鲜卑与汉族高门由于现实利益等因素加速整合,成为北魏后期的联合执政者；六镇鲜卑和除鲜汉外的少数种族则日益沉沦,并由于相近的处境和共同的价值认同,成为洛阳中枢的破坏者,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洛阳鲜卑与汉族高门共享政权的局面被其打破。虽然洛阳鲜卑与汉族高门的孑遗在河阴之变后的中枢机构中仍然保持了数量优势,但实际权力已掌握在六镇鲜卑——这个关键少数手中。也就是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促成了中枢机构长官种族构成的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了之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北魏前期的中枢权力在各种族间的分布,有着胡重汉轻、胡实汉虚的特点以及胡强汉弱的总特征。但随着汉化改革的推进、迁都洛阳的完成,以及由之而来的中枢机构长官种族构成上的结构性变化,上述状况发生了一些新的改变：胡族力量在人员结构及话语权方面均有下降,而汉族人士的人员数量和话语权则相应地有所增强。当然,这种汉族力量发展壮大的势头旋为六镇鲜卑打破,而胡族力量在中枢机构中又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胡汉分治与鲜汉杂用的历史传统、国家中心区域的变迁、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胡化与汉化斗争的影响等因素,也都促成了北魏中枢机构长官种族构成的不断演进,而这种动态演进的结果也成为影响其后北魏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从而为考察北魏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