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解体和政治经济危机的凸显，几乎所有欧亚转轨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银行业经营困境，形成了波及范围较广、对经济与社会影响较为深重的具有鲜明转轨特征的银行业危机。 本文运用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方法，初步分析激进的制度变迁对转轨国家银行危机的形成、演变及其国别的差异性特征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揭示了转轨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三种制度非均衡形态——制度惯性(或制度惰性)、制度真空、制度扭曲在形成银行业危机方面的主要作用和具体表现，分析了银行危机的三大微观主体——银行、企业和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的相互博弈关系、博弈行为和博弈结果，全面分析和解释了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在宏观、微观以及国别三个领域的不同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了激进的制度变迁是形成转轨国家银行危机最根本原因的鲜明观点。笔者由此认为，从比较制度分析角度讲，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激进的制度变迁带来的金融危机，因此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制度危机。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我国银行业在转轨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化解和控制我国银行业经营风险、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于转轨国家制度非均衡态问题，笔者根据比较制度经济学“制度内生论”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对转轨国家银行业危机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后认为：(1)转轨国家制度惯性(或制度惰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转轨初期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在某些转轨国家(如俄罗斯)甚至比转轨以前表现得更为严重；二是转轨国家内部经济金融腐败问题在转轨时期依然十分严重，成为阻碍转轨进程顺利推进的一大障碍。三是转轨国家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对政府强行推行和移植的制度并不适应。四是转轨国家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在转轨初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使得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五是转轨国家对“元制度”的彻底否定和对“元制度”下积聚的风险的完全忽视，导致转轨初期银行隐性风险的显性化和全面释放，致使国家干预经济能力的基本丧失。(2)转轨国家制度真空主要表现为快速市场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制度缺失现象。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被迅速摧毁；另一方面，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马上建立起来，因而在转轨初期形成了一种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市场虚无主义”制度非均衡态，从而严重损害了经济金融正常发展。(3)转轨国家的制度扭曲主要表现为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却造成普遍而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公司治理结构出现新的扭曲现象，对经济金融发展产生新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