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先后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司马氏皇族在内乱和外侵的双重压迫下,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剧烈社会动荡中,士族阶层损失惨重,为了继续生存,大规模南迁到长江中游地区。南迁之后,士族阶层的雄厚实力就得到了体现。他们全面攫取了社会控制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控制权的掌握,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最具有生命活力的一面在南方,南北士族和司马氏联合,建立东晋政权,士族阶层成为政权的主导力量,其代表琅琊王氏,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复合型政体模式,并一直伴随东晋王朝之始终,期间,走马换将,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纷纷成为士族阶层的代表,保持东晋复合型政体模式的运行。门阀士族掌控着实际的君主权力,士族阶层也形成了复合型君主观念,在保持和打压司马氏象征性君主的同时,也纷纷凭实力角逐那变化着的实际性君主。在东晋政权中,士族心目中的“马”仅仅是君主的象征,也仅仅是晋之所以谓晋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君主的实际存在掌控在士族权势手中。只要不彻底倾覆“马”这个法理上的君主引起整个士族阶层的反对,“王”也是一个符号象征,君主的实际存在就可以在士族阶层内部进行变换,崛起的士族就可以挑战旧有的君主实际存在,取而代之,且不受政治道德伦理的制约。复合型君主观念促进东晋政权的正常运作,又深深影响着它的发展,使得东晋政治走向带有明显的阶段性,也使东晋政权烙上了明显的士族印迹。在东晋时期,士族阶层形成一个整体,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并形成士族阶层共同的角色意识。他们一起在政治上扮演与司马氏共同为君的角色。在阶层内部,也出现了相互标榜、彰显自我和排列政治等级秩序的意识。在整体的总目录下,士族人物还有自身丰富多彩的自我角色表现。对君主态度的多样性,内部不同等级的认知差异,婚姻嫁娶的门当户对,日常生活的桀骜不驯、恃才放旷、放荡无羁等,使得士族角色更加丰满、真实。士族的角色意识也是随社会的发展变化着的。当庶族崛起时,东晋士族的角色意识就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在政治上与庶族妥协。西晋时期,士族已经拥有大量财富,经济实力雄厚,并形成庸俗的金钱财富观。士族奢侈成风,竞相斗富,以富裕程度作为士族内部区分的标准,败坏了社会风气。东晋士族经过短暂的积累,也有了相当的财富,但是财富已经不适合作为士族内部的区分标准,反而为士族所倡导的文化标准来代替,社会上又出现了斗文的风气。斗文之风的兴起,是东晋士族文化观念的具体展现。在东晋士族的文化意识里,文化上的高低,是评判士族人物的有效标准;是在士族阶层内部提升自己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和维持家族地位的重要保证;注重家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才可以在文化领域有一个持续的连贯性。在文化意识的作用之下,东晋士族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文化成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社会的巨大变革的背景下,作为最具有生命力的阶层,东晋士族在社会思想意识层面,具有君主观念的独特性、角色意识的丰富性、文化意识的传承性三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