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是一名杰出的记者、一位出色的报刊政论家、一个熟练的编辑工作者,同时又善于报刊的经营管理。他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从1912年参加《大共和日报》到1949年辞世,他在旧中国的新闻界拼搏奋斗了近40年,在同时代人当中有“报业祭酒,论坛权威”的美誉。新记公司《大公报》成立后,胡政之担任报社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工作重心转移到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管理等方面,这时的他充分发挥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成为蜚声于时的报业企业家。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高峰。胡政之认为“现代报纸已成商业”,作报即是作“商品”。在经营方面,他认为“报纸生活根据,原建筑在广告与发行两方面上的”。因此,他想方设法实现广告收益最大化,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发行量。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胡政之坚持“一份理想的报纸,要兼顾营业与事业”的信念。为了达到营业与事业的统一,胡政之始终保持报纸的经济独立。因为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实现胡政之“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的报纸经营原则。胡政之指出,看报人能够鞭策作报人,社会与报业息息相通,报纸的经营之本在于服务于读者、服务于社会。胡政之的管理思想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高效、公正、温情。他设置简化精干的组织机构,创建独具特色的“双轨制”,实现报馆凡事有“度”可循,实践忘己无私、不拘一格的用人模式,施行人性化、温情浓的福利待遇。“胡政之虽然严肃,但亦,乐于助人。这也是使上下级之间团结一致的领导艺术。大公报所以能在抗战前后分设各馆,都是依靠这批骨干力量发展起来的。他们苦乐与共,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胡政之的报纸经营管理思想中蕴含着具有现代公共关系色彩的成分。他自发而非自觉的“公关意识”天然玉成,隐匿贯穿其经营管理实践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对外致力于《大公报》品牌建设,对内营造“同人办报”环境。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胡政之始终将“无忝于文化工具的使命”作为其公关作为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