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总集编纂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诗歌体式、风格、主题,包括编者、读者的文化水平、生活经验、文艺趣味、政治倾向,甚至还包括整个社会的文化风尚。可以说,诗歌总集编纂是诗歌、编者、读者、社会文化四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合力的结果。诗歌总集是了解诗歌和时代的窗口,是诗歌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它能反映出特定的时代人们对于诗歌的理解,也能透露出诗歌文化语境的诸多信息。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需要知道在消逝的历史文明中诗歌存在的真实状态,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人与诗歌、诗歌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不知此,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诗歌的本质,也就无法对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有深入的思考。本文通过古今诗歌总集编选的解析,试图清晰地展示出诗歌文化语境复杂而立体的影像。本文分为两个部分：“上编”以古典诗歌总集的纵向梳理为主。主要揭示新诗总集产生之前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诗歌文化语境的特征。先秦两汉是“《诗经》的时代”,中国诗歌总集编纂刚刚开始,总集编选的诸多要素有了初步的展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诗经》中“风”、“颂”的划分对汉代诗歌总集编纂的影响,诗歌文化语境中充斥着政教和娱神的色彩。魏至隋是注重诗体和娱人的时期,此时的总集编纂从先前对政教和神的关注转向对诗歌艺术本身和人的世俗生活的关注,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隋唐至宋元,中国古典诗歌总集发展成熟。唐人以极具自信的心态用总集编选诠释“风雅”的内涵,并用个性化的编选体例多维度地呈现唐诗的辉煌。在唐人的总集编选中,我们看到了诗歌全面进入到唐代文人的生活：诗歌可用来酬唱送别,展现诗意的生活,甚至还可以担负起家族文明的传承。宋人的心态是博大而内省的,其总集编选也表现出不同于唐人的特点。宋代文人对一时一地的诗歌结集有浓厚的兴趣,在宋人眼里,地域是经、史、子、集构筑的空间,他们将史学精神贯穿于地域诗歌总集的编纂,将唐代的自然地理上升为人文地理。此外,宋代文人进士阶层还将“文雅”和“雅正”的精神气质注入编选,目光所及侧重于文人书斋生活的细节和道德精神的力量。在宋人的编选中还用结集的方式呈现诗派、确立诗学准则、进行诗歌教育,这是开启后代的编选。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总结和新变期,诗歌总集和古典诗学也同样有待总结。大量“求全”、“求备”型总集在此时集中出现了,编者自觉运用文献辑佚的方法,对诗歌、诗人作网罗一空式的汇集,这是对断代或通代诗歌创作成就的总结；同时这个时期的总集编纂也在编选体制、审美风格、编选体例等维度全面扩充,这也是对总集自身的总结。在中国封建文化末期,中国文化内部也孕育着新变的因素,明清两代的诗歌总集和诗歌创作中开始关注女性、儿童、歌谣、域外,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兆。在古典诗歌总集的纵向梳理中我们看到了诗歌文化语境的变迁,具体来讲有三点：第一,中国文学由政教本位、娱神本位向娱人本位、文学本位的过渡；第二,文化主体从贵族到精英,再到平民的过渡；第三,中国诗学从单一的国内语境到国际语境的过渡。1920年,中国第一部新诗总集《新诗集》诞生了。从此,中国诗歌编选进入到了古典、新诗总集编选的“共存期”,这是本文“下编”论述的范围。“共存期”的诗歌总集编纂往往被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忽视。这个时期,古典诗歌总集编纂和新诗总集编纂都各有特色。就1920至1949年阶段古典总集编选而言,它注重对前代经典总集的重新演绎,注重内容类目的划分,注重诗歌、诗人的地域,还关注酬唱类和诗社单位的结集,在延续传统的时候表现出了新时代特点。而此时的新诗总集则处于“尝试”的阶段,它从传统总集中继承了类目的划分、对诗人特征的分析、以及按诗社单位的编纂。相对古典总集而言,新诗总集编纂中酬唱类、氏族类、蒙童类不再成为编者关注的重点,新诗与现代人的生活愈去愈远、新诗尚未担负起家族文明的传承、传统的诗教精神也在新诗教育中不复存在。在悲观之余,我们也看到了漫画类、网络类、中西合选类新诗总集大量出现,新诗与新型绘画、新型传媒、西方诗歌等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是新诗存在的境遇,也是新诗发展的机遇。新文化运动的悖论、新诗合法性的争论、现代性土壤的单薄也决定了古典诗歌和新诗、古典诗歌总集和新诗总集必将长期共存。“共存期“中,古典、新诗总集也表现出趋同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二者处于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以1920—1949年为例,“提倡白话”、“崇尚爱情”、“民族危亡”、“小说兴起”同时作用于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和总集编纂。“共存期”还是一个共时性的平台。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古、今诗歌总集作横向的比对。在对古典诗歌总集《瀛奎律髓》和现代新诗总集《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的类目比较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古典诗歌和新诗涉入生活领域的异同；并在古今总集类目的梳理中看到了诗歌语境中人与世界关系的调整、传统秩序的解体、以及诗性生活的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