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是关于春秋后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的一部重要典籍，旧题晏婴著，实际非一时一人所著。长期以来，《晏子春秋》的真伪、成书时间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晏子春秋》竹简的出土，使久讼不决的真伪问题基本解决，即今本《晏子春秋》并非司马迁、刘向以后人伪造。真伪问题解决后，全面清理《晏子春秋》，深入研究其材料来源及成书问题就成为大势所趋。随后又出土的《儒家者言》、《说类杂事》等简牍材料，加之清代以来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深入研究《晏子春秋》的成书问题成为可能。本文主要探讨了晏子的生平家世、《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成书过程、文体形成、文学价值等问题。一、晏子的生平、家世本文对晏子的生平、家世和交游进行了考证。我们认为晏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86年，约卒于公元前507年，我们根据童书业对《齐侯钟铭》的考释，认为晏子是宋穆公的后代，不是《史记·管晏列传》所说的莱人。晏子的曾祖父在齐桓公时始封于晏城，其后以晏为氏。《左传》所记“晏莱”为晏婴之弟，是其父晏桓子灭莱以后所命名。另外，我们梳理了晏子与孔子、陈桓子等人的关系。二、《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首先，《晏子春秋》以齐国古史为依托。我们将《晏子春秋》与《左传》相关内容对勘，发现很多地方《左传》材料笼统而《晏子春秋》具体，基于此，我们认为《晏子春秋》使用了来自齐国史官的第一手资料。除与《左传》相印证的真实材料以外，《晏子春秋》中还有一些与晏子生平有关，记事朴实简明，并可和相关资料印证者，也比较可信。其次，《晏子春秋》还杂采当时各种书面材料。抄自《左传》、《墨子》、《孟子》、《庄子》、《说苑杂事》等书者多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晏子春秋》一些内容，明显不是齐国人口吻，非齐国人所著，这一点前贤未曾指出过。再次，《晏子春秋》中有大量伪托的内容。这些集中在《问篇》，又以纯理论性内容为主，借晏子与景公或叔向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治国理念和士人为人处世原则，其思想内容与春秋后期思想界的总趋势不合，特别是其中“以民为本”、“与民同乐”、“推恩”、“使民以时”等提法，反映出作者较多吸收了战国时思孟学派的思想。这是一个士人治国理念总体设计的体现，大多为本书编者自撰。最后，《晏子春秋》中有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民间故事，还有编者对各种传说的改造及自己虚构的故事。这些传说有的有一定现实依据，有的全不可信。以“景公之时”开头的四章是编者专门采集的口头传说，其中“荧惑守虚”一章(《谏上第二十一章》)全用韵语可以为证。《晏子春秋》中晏子的很多故事与春秋战国时别人的事迹、传闻巧合，这些记载又有不周密之处，我们认为这是《晏子春秋》编者广泛收集传说整理改编为晏子故事。另外一些明显不真实的内容，似乎不是作者不严谨造成，有故意虚构的倾向。三、《晏子春秋》的成书过程本文认为，《晏子春秋》的编者以齐国史料为基础，杂采当时各种书面材料、口头传说和民间故事，并由编者以伪托晏子与景公、叔向问答的形式，加入大量阐发个人政治理念的材料，又虚构和改造了一些故事性内容，共同构成了汉代刘向校书前《晏子春秋》的面貌。大量存在的统一开头、结尾的方式说明有人统一编辑过，而这种情况在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就存在，说明不是刘向所为。我们根据本书主体内容的特点认为，本书大约在战国中期编成，至于编者，还无法最后定论，但稷下学者淳于髡比较有可能。刘向对这些材料重又整理，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四、《晏子春秋》的文体及文学价值本文分析了《晏子春秋》传记体例的形成及文学特性，对它杂纂的特点和《晏子春秋》与家传的关系也作了探讨。《晏子春秋》传记体的形式为司马迁《史记》纪传体的先驱。我们梳理了中国史书体例从以帝王为中心而表现重心逐渐下移的过程，认为这种体例的形成，不是某个人能力造成，而是时代演变，普通人地位逐步上升的社会发展趋势在文体发展方面的一种表现，即《晏子春秋》传记体的体例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晏子春秋》中“二桃杀三士”(《谏下第二十四章》)、“伤槐女”(《谏下第二章》)、“逢于何”(《谏下第二十章》)等章，还显示了时代对于表现普通人的要求，这些作品主要是表现“三勇士”、”伤槐女”、“逢于何”等人物，晏子退居为配角或线索人物，说明时代发展而文化重心下降，在官方史书尚未及时回应这种要求的时候，民间叙事已悄然发生着变化。而到司马迁《史记》回应“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创为列传一体时，《晏子春秋》体例对其影响恐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