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代直隶大名府魏县人。其《考信录》等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外史学界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与研究。本文在梳理和审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崔述之史学的时代背景与学术特色、崔述成学的文化环境、崔述先秦史著述的成果及特点、崔述先秦史考释的成就及局限性、崔述史学的思辩方法、崔述史学成就的影响及意义等等，以图更全面、深入地推进这项课题的研讨。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考据学家，但多数史家采取信占的立场。崔述则是一名出色的疑古史家，其史学研究成就具有独特的学术特点。崔述的历史考据，以疑古为出发点，对古史记载，多从怀疑的角度予以严格审查，表现出理性的疑古学风，对后世的日本史学和中国史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崔述的疑古精神还是受到时代的局限，他信仰儒学经典，并将之作为疑古、辨伪、考信的依据。　　崔述疑古考据的锋芒，主要针对中国上古的先秦史事以及历代记述先秦史的载籍，对先秦史事考辨，对关乎先秦史的各种古籍的辨伪，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果。举凡上古圣王的传说、夏商周之间的关系、五德终始说的缘起、孔子事迹中的真讹，以及《尚书》、《竹书纪年》等众多先秦史籍内容的正误，都进行了追究源流、鞭辟入里的辨正，指出流传两千多年的三皇、五帝不合史实，否定夏与商、商与周之间的所谓君臣关系，厘清孔子生平事迹，并指出孔子弟子不可能有三千之多，对史籍记事的辨伪更是不胜枚举。其论点鲜明、行文泼辣，热烈地主张所是，激烈地驳斥所非，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　　崔述史学成就的取得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其所处的宏观学术环境不利，由于崔述的学术研究以“疑古”考据为主要特色，使得他与当时的信古之风格格不入，因而受到主流学界的漠视、冷落和抵制，这也是其学术在当时并没有彰显于世的主要原因。但崔述治学却得到一个良好的微观文化环境，包括其家属、亲属予以坚定的支持与鼓励、恩师朱烘的教育与赏识、官吏和友人的提携与帮助、弟子陈履和的追随与无私奉献等等。崔述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才得以成就自己特殊的学术事业。这里展现了文化环境对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大的文化环境与小的文化环境之间可以趋同、也可以相异的辩证关系。学者治学风格若不能与大的文化环境一致，就必应构建一个良好的小环境。　　崔述在进行史学的疑古考证中，运用了缜密的逻辑思辩方法，包括异同考析、事理推论、辩证论辩、归纳演绎等多种方法。崔述的史学研究还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有根究源流法、比拟解喻法等。其中根究源流的思辩方法尤为显著，这也正是中国近代疑古史学的突出特点，体现出史学的疑古思辩的方法论特征。崔述还将逻辑思辩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对一些古史考订难题予以生动、明晰的解喻，令艰深的历史考据深入浅出，蕴藏了日后必然广泛传播的影响力。崔述的史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宏观的学术史视野。　　崔述的史学对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无论是日本的那珂通世、白鸟库吉，还是中国疑古思潮的主将顾颉刚，都直接受到崔述《考信录》的启发，从而催化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在中日史学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疑古思潮，皆具有真正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而其肇端，也均以崔述史学的影响为起点。因此，崔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不能不予以重视，将此作为中国史学史深入研究的课题，系统全面总结其成就、得失和思想启示，对于历史学今后的健康发展具有参考价值，有利于当代历史学的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