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①。既要坚守中国文化精神之不坠,又要积极学习吸收西方先进学理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且还要将这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各家的一项根本主张。　　 现代新儒家这一思想主张的提出,自然不是其随便构划便能得来的,其实在这一思想的背后和深处,正隐然藏有一个根本的历史哲学观念,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观察,他们发现历史中存在着一种历史发展的根本法则,即内圣外王之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由内圣而至外王的实践过程史。由此认识而来,现代新儒家于是认为在面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也应遵循这一历史发展之道,首先回到儒家内圣之学去,此即反本,然后从中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此即开新,从而应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局。　　 徐复观从历史之常道与变化的关系,对这一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阐释。历史的常道就是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所在,即思考人之为人的儒家心性之学、内圣之学②。历史中的常道和变化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力量,而历史正是由这两种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历史学之所以能成立,以及历史之所以可贵,正因它是显现变与常的不二关系。变以体常,常以御变,使人类能各在其历史之具体的特殊条件下,不断的向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常道实践前进。”③历史中的常道始终在维持着历史的稳定发展,同时历史又在不同的条件下显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不过这变化只是常道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而已。也就是说这是常道在统御着变化,而变化恰是常道的一种表现。意识到此,现代新儒家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民族呈现危机的时候,认识到要想真正摆脱这一危险局面,根本要做的就是恢复、接上作为历史常道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因为只有恢复、坚守住这一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把握到常道才会有力量去应对历史的巨变,去开创新的外王事业即科学与民主,从而能够驾驭住这巨变,使变化为我而变,即历史发展能为我们自己所把握。　　 牟宗三是从历史之精神生命的表现来思考历史之发展的,即从儒家心性之学出发来认识人类历史之变迁。通过对中西历史发展之哲学的省察,牟宗三发现中西文化因各自精神生命发展偏重不同,而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情形。中国历史呈现出的是一种“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而西方历史则呈现的是一种“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也即中国文化是一种趋于圆而神的精神,西方文化是一种趋于方以智的精神。牟宗三由此对中西文化精神展开了一番分析,对中国文化何以没有出现科学和民主进行了论述。并认为这三种精神(“综合的尽理之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其实是“同根于合理气之全的形而上之道体,或人之精神实体”的,只是分别为中西文化所偏重发展而已。而中西文化发展的未来远景,当应融和中国的综合的尽理精神和西方的分解的尽理精神而成一更高的文化精神。这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核心思想。牟宗三通过对中国自夏商周至东汉的历史变动的省察,对中国文化之综合的尽理精神和综合的尽气精神进行了阐释,并在与西方文化之分解的尽理精神比较下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牟宗三认为在中国古代即有一综合的尽理精神浑含地表现于古代中国文化中。它表现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以修德爱民为本,中华民族首先把握的是生命而不是外在的自然。这是中西文化发展殊途的开始。牟宗三继而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其不向西方阶级社会演进,而是形成“宗法之家庭制”及“等级之政治制”之周代礼制社会的因为。而这种政治制度在牟宗三看来是含有治权之民主的意义在其中。但中国古代却从来没有产生政权的民主。故在自由方面,中国在政治上虽有合理的自由却无主体的自由。主体自由,就是自觉其为政治之主体,以行使政权之自由。中国虽然没有政治上之主体的自由,却另有道德上之主体的自由与艺术上之主体的自由。道德上之主体自由,即综合的尽理精神之表现,艺术上之主体自由,即综合的尽气精神之表现。春秋战国秦时期,是周文逐渐分解的时代,也是古代之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尽气精神分解表现的时代。齐桓、管仲是以霸者的形态表现的,孔子则通过道成肉身之方式继承表现了这一综合的尽理精神。孟子、荀子也各以自己的道德精神主体、知性主体表现此一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并各尽其时代之使命。赢政则反一切礼文与人格价值的意义,使时代归于一纯物量的非精神的时期。至西汉,刘邦、张良等天才人物表现为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这是在秦之非精神时代之后重现的原始生命精神。汉武接受董仲舒复古更化的思想之后,董仲舒的理性因杂有阴阳家的思想,又成为一理性之超越的时代。至东汉光武帝因其凝敛的理性人格,此一时代又转为一种理性之内在表现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之特殊表现至此规模纲领已具,其说明至此为止。　　 唐君毅通过探究历史事实背后所成之事理来对历史进行哲学的省察,即从文化之精神价值方面对中国历史之发展及未来远景加以哲学的思考。唐君毅从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的角度,以“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以凸出中国文化之面目”①,对中国文化精神之形成进行了阐述。中西文化来源及形成中之外缘因素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文化精神各有其不同的特点,西方文化是重文化的类别,是一种方以智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是重文化之统,是一种圆而神的文化精神。在这种不同精神的影响下,西方文化是通过一时代对前一时代的否定来促进其历史的发展的。西方文化是以矛盾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动力。而中国文化则是依靠一中心精神即文化之大统,由内向外不断推扩实现其发展,中国文化是以反本复始的意识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唐君毅还从中国文化与宗教的起源等方面来探讨中国文化之精神。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孔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在中国哲学承以前之传统文化精神而升进过程中,孔子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继而通过对诸子精神、秦汉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的说明对这一文化精神进行了综贯的梳理。唐君毅通过分析中西文化精神重点之不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缺点及发展改进,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为自觉地求实现的,而非自觉地求表现的。西方文化根本精神,则为能自觉地求表现的,而未能真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②。由此,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欲求悠久,必学中国文化此精神。而中国文化欲求充实,则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重实现’精神中,开出-‘自觉地求重表现’之精神”①。　　 通过对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之历史哲学的阐释,可以发现他们的历史哲学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真正说来,此心性之学业已成为他们阐释历史之变的一种根本理念。他们从此心性之学出发,中西历史之发展各自片中发展了其中的一方面,如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侧重发展了人之心性的一个方面,即中国文化偏重发展了是道德的一面,即人性中之仁性一面的道路；而西方文化偏重发展了科学的一面,即人性中之知性一面的道路。对于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应该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知性一面,补齐自己在科学方面的缺失,从而补足所曾有的偏失与不足,使人性得以全面显现和发展。牟宗三由此出发,认为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性之全部内容的展现或实现,中国之文化生命,首先表现出“道德主体”与“艺术性主体”,而这两主体之背后精神,就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分解的尽理精神。“在中国文化生命里,唯在显德性之仁学,固一方面从未单提出智而考论之,而一方面亦无这些形式条件诸概念；同时一方面既未出现逻辑数学与科学,一方面亦无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此一环之缺少,实是中国文化生命发展中一大憾事”①。唐君毅之历史哲学也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其理论根基的。在唐君毅起草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讲到:“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也。”②唐君毅历史哲学之中心思想就是:“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③“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④,而这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都根源于人之心性。因此,要想了解人的文化活动必须从这一心性之学出发来理解。现代新儒家历史哲学的第三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准则。现代新儒家历史哲学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其理论基础的,但只有此心性之学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却还不是儒家真正的人生理想所在,不是现代新儒家对历史之省察的完整表达,因为由此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事业以整顿人生,才是为儒家所真正追求的,因此,内圣外王之道才是儒家思考历史之发展的根本着眼点。不仅古代的传统儒家如此,以继承儒家道统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也是如此。牟宗三的坎陷说、唐君毅的暂忘说、徐复观的常以御变等,均主张先回到儒家的内圣之学,再从中开出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即返本开新。因此,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