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画创作在中国艺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而诗歌创作却受到后人浅俗、卑弱的诟病，这种批评从当时诗书画一体的创作方式来看是不妥当的。元代诗学与书画艺术相融合的文艺观念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围绕一些核心观念展开，如“自得”、“古意”、“雅正”、“性情”、“逸气”等。这些具有命题或范畴性质的核心观念的流行，与元代特有的历史背景与文人心态有关，是建立在元诗与书画艺术相互渗透而趋于三位一体的基础之上的，极大地丰富了元代文艺思想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理念。　　“复古”是元代前期诗学与书画艺术的共同追求，并在南北士人的文艺观念中呈现为两种形态。由于北方士人较多地继承了金源文化对传统儒学的推重，所以在他们的复古思想中，“宗经”的意味是比较浓厚的，加之易代之际士人对士风的诸多忧患，也使得这种复古思想倾向于人品的自得与操守的把持。南方士人于元初仕进多艰的境遇中，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斯文”守护与事功重建的平衡问题上，以求改变文艺创作的各种流弊。诗学的“宗唐得古”与文人画的复兴，在“得古”问题上交融会通，呈现出时代审美观念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赵孟頫的“古意”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分别在雅正与天真之趣方面提醒了元代文艺创作的精神品格。　　元中期的文艺创作以对“雅正”的探讨为中心，牵涉到诗歌与书法的雅制以及诗画艺术的平淡天真问题。在元廷稽古右文的政治背景下，以虞集为首的台阁文臣，一方面在太平盛极之际以风雅引导一代之盛;一方面也在士风流弊之中明志澹泊，感慨着自身价值的衰微。他们的雅正观念表现为双重价值:雅正以鸣一代之盛与澹泊以求性情之正。对盛世的引导形成了诗书画创作的普及与雅制，对澹泊心境的追求促进了诗画在天真境界上的进一步交融。他们的观画与题诗在出处进退中流露出较为深刻的人生况昧。　　元后期是诗书画艺术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元季绘画四大家和元诗的代表人物杨维桢。从他们的文艺创作来看，文人才情与萧散逸气是此期诗歌创作与书画艺术表现的重心所在，这两个方面的交融与平衡构成了“性情”论的主要内涵。在元代后期隐逸文化的风行之中，元人发展了一种较为折衷的性情自适方式，即“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这种方式使他们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可以保持儒者气度，而在闲散自娱时又可以潇洒于佛老之境。诗学与书画艺术在创作层面上的相互融通，极大地提升了文艺的遣兴娱乐价值与静观审美的要义，这是诗与书画艺术相融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元代诗学与书画艺术相交融所产生的诸种文艺观念，虽然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但它们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复古”在于倡导文艺创作中的“古意”与“自得”，而“雅正”的推尊风雅则在“古意”问题上与元初一脉相承，其对澹泊心境的追求又影响了元后期文艺创作对“性情”与“逸气”的艺术处理方式。元代诗学与书画艺术的相关性问题，在文艺观念的演变中呈现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