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快速增长,住宅／住房的消费与投资也成为一个重要支出事项。然而近些年来居住消费领域一直存在价格过高、投资波动、消费不振等问题,它们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居住消费发展的重大障碍；另一方面,在房产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尚存的今日,通过刺激居住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回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尝试在收入增长、需求分化、资本深化的转型背景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中国居住消费的相关实证数据,对城乡居民居住消费决策的诸多问题作出剖析。主要探讨了三方面问题：(1)利用可获得的统计数据,依据现代消费理论,深入研究了影响中国城乡居民居住消费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构建了中国宏观居住消费函数。(2)尝试性建立居住地、工作地决策与资产选择同时决定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并进行数值模拟,探讨均衡状态下居民居住消费决策的多种可能性。(3)引入“需求分化”和“资本深化”因素,同时考虑收入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考查转型时期中国住宅价格的决定问题。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转型时期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决策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获得一些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的结论。在中国宏观居住消费函数构建方面,实证分析表明：(1)转型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基本不能用完全消费保险假设来解释而能较好地适用持久性收入／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城乡差异因素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估计结果,但对农村居民居住消费行为模式的影响不显著。(2)当期收入和持久性收入构成转型时期影响中国城乡居民居住消费的主要因素。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城乡之间的居民居住消费模式具有一定差异,农村居民居住消费较多地受当期收入变动的影响而城镇居民更多地受持久性收入影响。加入城乡差异因素后,对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模式并没有太多影响,却增加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对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模式的解释力。(3)“房改”因素,对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函数产生一定影响。受其影响,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开始相对更多地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在居住地、工作地决策与资产选择同时决定问题上,获得一些基本结果：(1)最优住房服务与其它消费的比例由它们各自分享比例的“价值”所决定,最优住房服务的“价值”正好等于其分享比例与当期收入的乘积。(2)居住地与工作地不一致所导致的交通费用,并不对家庭买房或租房决策产生实质影响,但它会对买房或租房的实际发生地(或城区或郊区)产生影响。(3)“资本劳动比”对解释城区郊区房价差异及城区郊区工资率差异具有重要作用。(4)均衡状态下居民居住消费决策具有多种可能性,包括：城区的高居住成本,将促使人们将居住地从城区往郊区迁移；尽管住在郊区的居住成本较低,但综合考察各因素(特别是工资、交通费用等)后大多数人仍选择住在城区；加进“所有者”家庭后,“出租人”的住房服务水平下降了,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原先的“所有者”可转化成“出租人”；加进“所有者”家庭后,与只有“出租人”时的情形相比,家庭居住消费选择行为发生巨大变化,即此时大多数人选择住在郊区。在引入收入增长、需求分化与资本深化等重要的转型变量对中国住宅价格的决定问题加以考察后发现：(1)引入这两类不同的消费者后,随着“投资／投机型”(B类)消费者的比重每提高1%,城市房价将提高0.3%以上；“保守型”(A类)消费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房价会相应地降低；此外,B类消费者转化为A类消费者对房价的抑制作用要大于A类消费者转化为B类消费对房价的推动作用。(2)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具有重要影响。从实证结果看,作为经济基本面因素的GDP、“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等对房价都有一个正的促进作用。(3)资本深化条件下的城乡房价差异问题可以用城乡“资本劳动比”进行部分解释。简单的实证结果表明：城乡资本劳动比差异与城乡房价差异具有一定联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的创新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力图将居住消费决策中的“资产选择模型”与“工作地决策模型”融为一体用于解释居住地、工作地决策与资产选择同时决定问题,是本文取得的主要理论贡献。第二,关于影响中国居民居住消费的因素分析以及引入住宅的两类需求者对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的决定问题作出实证研究在一些方面弥补了国内居住消费决策研究的空白。第三,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所提出的激励性居住消费政策、对策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