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是我国晚明时期最重要的拟话本小说集。《十日谈》则是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品。在成书时间上,后者比前者要早近三百年。但“三言二拍”和《十日谈》都产生于资本主义初露端倪的历史时期,它们之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为我们提供了对两者进行平行研究的必要前提。本文选取“三言二拍”和《十日谈》中大量的偷情故事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类同和殊异的成分,并挖掘产生这些异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成因。“三言二拍”和《十日谈》中的偷情故事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共性。首先是渴望建立新的婚恋秩序。这种新的婚恋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男女平等的强烈要求、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赞美以及对人的自然情欲的充分肯定。其次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其中对僧侣和商人的关注最具时代特色。形成这些共性的原因首先是社会政治的变化。晚明统治者的昏庸荒淫使得礼教松弛,意大利教皇派和皇帝派两种思潮的对峙,都是新的思想萌生的土壤。其次是新的经济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了市民阶层,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压制持反抗的态度,试图冲破传统的禁锢。再次是新的文化思潮的涌现。晚明产生的王学左派思想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都是人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有力武器。这些偷情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正是这些新思想的伟大力量。“三言二拍”和《十日谈》中的偷情故事,尽管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极大的共性,但其差异性仍然十分重要甚至是形成共性的前提。考察这些偷情故事,我们发现主要有三点不同。首先是偷情主体的不同。在偷情者的婚姻状况方面,《十日谈》中的已婚妇女偷情的比例远比“三言二拍”要高。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男女初婚的婚龄差不同;二是婚姻关系的差异;三是对偷情者的惩处重点不同。其次是偷情过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言二拍”中的偷情主体在偷情过程中使用中间人的比例较高,而且为了偷情而设计陷害他人的情况较多。关于使用中间人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中、意两国婚姻风俗的差异和妇女解放程度的差异中找到答案。而“三言二拍”中的偷情者往往设计陷害他人,正是我国古代对已婚妇女的偷情行为惩处过于残酷所造成的。最后是偷情结局的差异。在“三言二拍”中,因偷情而被惩处甚至丢掉性命者比例很高,而《十日谈》中的偷情者往往能逃脱责罚。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偷情手段的差异;其二是社会包容度的不同;其三则是创作主体思想的差异。总之,“三言二拍”和《十日谈》中的这些偷情故事不仅蕴含着进步的思想,也包含有一些腐朽的文化成分。它们作为特定时代的精神结晶,都携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基因。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探索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构建世界和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