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的身份概括起来说就是革命家和学者,或者又可称之为学术与政治的统一。然而,章太炎还有一报人角色常为世人忽略,他自戊戌走出书斋,踏入知识分子的救亡之途,就开始了参与报业的人生之旅。章太炎一生以不同角色参与过的报刊达十余种之多,曾经为中外87家报刊撰写过文章,他在中国近代新闻舆论界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章太炎的办报历程经过戊戌变法的洗礼,得到初步的磨砺,《民报》时期是他宣传革命的巅峰,民国初建,章太炎以报刊为平台实行监督政府之责,晚年他致力于国学研究,并与弟子创办学术期刊。本文借用了学界对章太炎思想研究之成果,主要关注章氏办报所努力的三个面相：革命宣传、舆论监督和保存文化(从章氏思想内核来看,表现为“恢廓民权”和保存国性)。章太炎作为报人,正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走上报人之路,既有文化传统的内在理路,又有作为职业选择的现实要求。戊戌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萌发期,晚清经世实学思潮成为章太炎这一时期办报的重要指导思想,章太炎继承了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遗产：“学会—报刊—学堂”三位一体的传播模式,他对报刊和学会的实践可谓情有独钟、贯穿一生。“苏报案”前,章太炎先后发表《正仇满论》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展开了和保皇派的两次论战,革命思想遂在国内传播开来。“苏报案”,章太炎因言获罪,却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章氏被国内外舆论塑造成为“革命圣人”的形象,三年牢狱修习佛学,为他在《民报》时期的宣传革命道德奠定了基础。章太炎在西牢期间,为《国粹学报》撰稿,成为《国粹学报》的灵魂人物,1906年,他出狱之后,成为东京《民报》主编,在《民报》中宣传国粹和宗教,打开了《民报》革命宣传之新局面,太炎弟子以东京国学讲习会为阵地完成集结,形成代表国粹和东方文化的撰稿人群体,从而区别于代表西学的孙中山一系。本文将君宪派和革命派所办报刊纳入比较研究之中,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因子,同时,围绕梁启超和章太炎思想的同异,主要论述了《新民丛报》与《民报》所构建的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图景以及两派人士关于个人与国家权利的论争。相比之下,《民报》和《新民从报》都比较关注民众道德和启蒙,《民报》注重对留学生、新军进行革命之宣传,但是,就其对国内之传播效力而言,《新民丛报》的启蒙效果则影响更加深远。学术期刊是戊戌“学战”的一种延续,那时的学者普遍认为一国学术之兴亡,关乎国家命运之存废。章太炎为《国粹学报》所订立的学术独立之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保存国粹思潮之下,章太炎在报刊舆论中积极应对学术领域的反传统和反国粹言论,在语言文字领域,他与提倡万国新语的《新世纪》周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舆论中塑造了“化圣为凡”的孔子形象。《学林》杂志和《教育今语杂志》可以看作章太炎举办学术期刊和教育期刊的一种有益尝试。辛亥时期上承戊戌,下启五四,乃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第二时期,《国粹学报》正处于其中,在民族主义革命和西方列强侵凌的双重危急之下,宣传国粹无阻于革命,但是,那时的学术期刊却很难做到完全的价值独立。民国建立之后,章太炎致力于政党政治,以民党自居,他所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已经超越了政党报刊的角色,而努力维护国家之权益,以监督政府为视角重新审视章太炎与民国初年的政治舆论间的关系,可以促使我们摆脱传统学界对章太炎认识所存在的偏见。晚年,章太炎及其弟子先后又有两次集结,分别创办了《华国月刊》和《制言》杂志,这既是他们对戊戌时期传播模式的进一步实践,又是对中西“学战”理念的延续,章太炎对欧化主义者与五四时期的西化论者的反对可谓一脉相承,《华国月刊》同仁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成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制言》杂志同样延续了这一文化立场。学术界对章太炎的新闻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探讨,本文在结论处对此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再次强调了章氏办报宗旨在其一生中的连贯性。当然,章太炎在办报活动中所坚持的政治与学术的双向进路,在他身上同样表现出一种紧张,由此延伸出求是与致用,精英与大众(传播对象),雅与俗(报刊文体)方面的紧张感,这正是章太炎在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中的特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