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区域主义、经济整合理论与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於世界贸易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作纵横交叉的比较研究。无论是世界贸易体制下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均应就预防和解决区域内成员间贸易争端的程序和机制做出专门规定。在跨区域贸易协定逐渐形成之同时,争端解决机制在WTO框架下亦应完善并拓展。本文旨在理论基础上,考察WTO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之相关案例,加以分析比较后,提出有关区域贸易协定如何在WTO框架下拓展之前景。除引言与结语外,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做出探讨,并对於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做出讨论。经济全球化表达的是世界经济在范围上的扩大,以及各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事实。而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显示各经济体在机制上的统一,也指的是世界各经济体高度融合的状态。进一步地说,区域贸易协定为自由化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当全球性谈判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整合完成之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在不同的问题上发挥其作用。亦即,区域贸易协定将会为竞争自由化产生一种结构性的推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惠及缔约国家的同时,区域贸易协定也应当避免出现多重性的、复杂的最惠国网路,进而造成对於世界贸易组织不歧视基本原则的巨大冲击。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保障其能正常运转的一项重要机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一项重要的成就。GATT争端解决机制倍受批评就在於该机制的司法性问题,而WTO争端解决机制以DSU之规范为基础的法律程序,则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转变为司法性的体制。WTO争端解决机制15年来不仅裁决了美国与欧盟两大经济实力相当之成员方间的争端,同时也裁决了发展中国家与美国间争讼并得到胜利的案件。这说明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不但在司法化有相当进步,对於实力悬殊成员方之间的纠纷,完全是规则导向,赢得了极高的威信。第二章对於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所适用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研究以及评析。区域贸易协定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以规则为导向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以对话为主,非约束性体制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涉及到了区域内成员间的争端解决。笔者同时发现,ICSID不但被北美自由贸易区引用为其争端解决之程序之一,同时从过去的实践看出来,ICSID被发展中国家利用的频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当中又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最为详尽,同时兼顾了做为成员方的政府以及投资者私人对於争端解决之需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包含范围广泛,针对不同的争端设有不同的解决机制,包括反倾销与反补贴、劳工问题、环境问题、卫生与植物卫生、金融服务等等,尚且在投资领域中规定投资者可以根据《华盛顿公约》、《ICSID简易规制》和《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提请仲裁,这在区域贸易协定来说是非常完备的。从1994年(或者更早从CUFTA开始)到现在,多年的实践证明,NAFTA争端解决机制虽然一项是非常全面的机制,但仍存在诸如缺少上诉机构、执行机制不如WTO有效率以及容易造成管辖权重叠等等缺陷,本章中都会做出探讨与评析。第三章针对GATT/WTO以及EC/EU的案例作实证分析。GATT争端解决机制虽有明显的缺陷,但是对于产生争端的各成员方而言,在当时已经是一种较为制度化的机制,逐渐摆脱实力导向的争端解决方式。本章首先探讨涉及GATT与NAFTA先后或是同时申诉之争端案件,包括：以GATT的裁决作为确权之诉的美国灰色波特兰水泥案、以GATT裁决作为先行之诉的美国生冷活猪案、以及在GATT中撤诉后,在CUFTA/NAFTA中继续缠诉的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GATT争端解决机制本身的不足,以及与CUFTA/NAFTA的相互关系。第二部分则针对WTO时代的争端解决案例进行研讨。在从GATT进步到WTO时,争端解决机制做出了极大的改进,标志着向法治化更加靠近。笔者选择了包括：WTO受案范围大于NAFTA受案范围的加拿大期刊案、寻求WTO下先例效力的加拿大进口牛奶和乳制品案以及墨西哥牛肉和米案等三个案例作析论。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在这一段时期中,WTO与NAFTA之间有关争端解决的冲突与并存。欧盟是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以欧洲法院作为其争端解决的机构。欧盟成员在分别与WTO以及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经济贸易往来时产生的争端一样地需要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本章第三部分针对欧盟国家在WTO下产生的争端案例提出讨论,包括：WTO优先於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土耳其限制纺织品案、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WTO中均提出争端解决的巴西家禽案,以及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得凌驾於WTO之上的巴西翻新轮胎案等。这些案例说明了WTO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安排事实上是处於竞争以及并存的状态。然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并没有凌驾WTO之上,是可以确定的。第四章是将焦点放在WTO以及N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相互关系上。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是除了WTO之外最完备的一个机制,包含有五套针对不同争端的申诉机制。本章通过实践的案例,深入讨论涉及美加墨三国,在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上,如何在WTO以及NAFTA中间做出选择,以及其可能影响做出选择的因素,并做出相关的评析。选择的案例包括：缠讼多年的美加软木案、石油国管状产品日落覆审案、NAFTA受阻却转而寻求WTO争端解决的墨西哥软饮料案、、同时在WTO以及NAFTA下同时提出争端解决申请的美国牛猪谷物案、美国硬红春小麦案、以及运用NAFTA争端解决机制针对WTO协定作裁决的美国高梁扫帚案等。从WTO的争端解决来看,至2009年12月31日为止,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没有任何案件；加拿大作为申诉方的32个案件中,美国作为被诉方的有15件,而加拿大被美国起诉的则有5件；墨西哥作为申诉方的21个案件中,美国作为被诉方的有9件,而墨西哥被美国起诉的则有6件。这些统计资料显示,美加墨三国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与实践当中,都很积极的利用NAFTA或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消除贸易障碍的工具。因之WTO和NAFTA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显得重要的。第五章对於区域经济一体化在WTO框架下的并存以及拓展,进行了两个角度的研究。首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於WTO的基本原则的冲击,在於对多边“非歧视原则”的冲击、对WTO“原产地规则”的冲击、对WTO“反倾销与保障措施”的冲击、以及对WTO“管辖权”的冲击等。在这些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争端解决机制如何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产生了冲突以及并存,笔者作了相关的论述。其次通过对NAFTA案例的解析,归纳出四种可能影响法庭选择的因素：基于解决争端应该适用的法律的因素、基于适用最有利的法律因素、基于争端解决程序的因素以及,最无法预测的基于政治考虑的因素。区域经济一体化争端解决机制在WTO的框架下多半时间是冲突与并存的。学者多以冲突和法庭选择的概念来分析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笔者一方面认同学者的理论架构,但冲突与法庭选择所研究的只是一种现象,一种实际发生的现象。如何能将产生这样现象的成因,不论其为法律因素或是非法律因素,综合归纳,进一步做出拓展的思路,这是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达到的目的。因而,作者尝试将结合过去案例的实践经验以及区域的特性,论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并存与拓展的可能的方向。结语当中笔者以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例,针对草案中第二十三章关於争端解决的规定做出了探讨。笔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争端解决机制在WTO框架下所产生的影响很多,以法庭选择规则的厘清、第三方参与制度的完善,以及判例机制的建立最为重要。对于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舞台的中国而言,从中国-东盟自贸区作为出发,在WTO的框架下完善拓展争端解决机制,以此作为基础与各国建立公平互惠的贸易伙伴关系将会赢得国际社会的最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