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将人权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实现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巨大飞跃。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在国际人权事务上,受到西方人权话语打压。事实上,党的人权话语有着雄厚的历史积淀,只是未能充分挖掘和传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正在重塑现代人权话语体系,重新分配各国对人权事务的话语权。本文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构建与传播”为题,旨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有关人权的重要论述及实践的演变及特点,总结中国共产党构建人权话语和进行对外传播的经验,分析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时代性、正义性与普适性,促进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在后疫情时代更好服务于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人权是争取生存权。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民族的生存权。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生存权而奋斗的过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奠定了基础。在“旧中国”时期,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受到内外势力的压迫,处于贫弱无助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关注弱势人群的生存状况,并将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与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相结合,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由于连年内战与日寇入侵,中国人权事业举步维艰。为了降低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党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民众人权的举措,并将其中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新中国的制度构建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人权事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人权事业进步,邓小平提出“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的论断,高举“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人权旗帜,为中国赢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但由于长期的革命话语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人权话语需要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妥善处理经济发展、改革稳定与反对特权意识等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诸多因素。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人权话语,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密切相关,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它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宗旨,以呈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念为目标。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为了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江泽民提出“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等论断,呼吁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进行多方对话,并汲取经验,加强反腐败工作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让党的人权话语与党的政治话语进一步融合,增添了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广度与深度。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胡锦涛依然坚持“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的论断,并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饱含人权理念的话语,融入到党的人权话语当中,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党的章程与共和国宪法中,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科学化内涵和法制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权事业与党的人权话语取得了重要突破,实现了“人民至上”与“天下一家”的统一。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随之提高。习近平提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论断,将生存权与发展权融合为“幸福生活权”,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新境界。在构建新型人权话语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对人民群众权益的保障和扶贫脱贫,增强了党的人权话语的感染力。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命题,提升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普适性”,为党的人权话语对外传播和争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人权话语所占比重并不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人权白皮书,是党开展人权话语传播实践的主要对象。自1991年至2021年,国新办一共发布了70余部人权白皮书。这些人权白皮书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后疫情时代,西方国家所掌握的人权话语受到挑战,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普适性得到了快速提升。是以,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的系统构建与传播,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