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普商，位居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雄财善贾、富甲天下、享誉海内，在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政治权力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长久以来受到重农抑商、崇士贬商等制度和文化的压制，商业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因此依附型政商关系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商关系的主流。商人阶层在这样的宏观政治环境之下只有付出财富和政治服从，才能收获政策支持、社会地位、垄断资源等经商致富所必需的要素。晋商同样是依附型政商关系塑造之下的产物，他们与明清王朝的关系极为紧密，长期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物资供应等服务，还在客观上承担了稳定边疆、治理基层等特殊任务，充当了君主政治巩固、维持统治的工具。晋商与古代中国的其他各式各类商人相比有着突出的政治性与封建性特征，扮演着一种“官商”的特殊历史形象。本文以中国古代社会的依附型政商关系作为楔入点，通过梳理历代专制王朝长期奉行的各类抑商制度与政治文化，对依附型政商关系进行历史溯源。之后分别阐述晋商在明清时期从兴盛到衰落的具体发展状况并深入分析晋商的政商关系，探讨他们是如何通过依附皇权、利用国家政策、投靠官府、官商结合等政治手段实现商业的繁荣。再回归政商关系作为本文的落脚点，结合晋商作为权贵政治商帮的历史定位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的权贵化与商人阶层入仕背后的政治动因。最后基于晋商兴衰的历史教训为中国今后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提出了理论建议。　　本文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是全文的导论。首先介绍了晋商与中国古代政商关系相关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次梳理学术界有关晋商、政商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等问题的研究现状并评述其贡献与不足。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述依附型政商关系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社会的依附型政商关系具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路径，它是历代专制王朝一贯推行的抑商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君主政治的高压以及官方主导的贱商意识形态的歪曲之下，商人阶层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托庇于皇权之下谋求发展，依附型政商关系因此而形成，而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也构成了晋商兴衰的政治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二、三、四章，通过对晋商兴衰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了晋商寻求政商结合的具体方式及其与明清君主政治的内在关联。　　第二章主要考察晋商在明代的发展状况。晋商依靠明代初期食盐禁榷制度改革的巨大政策利好以及地利优势大量从事垄断性的官盐贸易，由此迅速崛起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同时晋商利用明政府对于商人科举入仕相关禁令的废除，一边争取为官为仕，一边与当时朝中山西籍的官僚权贵相互攀援，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雄踞一方的政商巨族，并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促成了明朝与蒙元政权的茶马互市。之后晋商又充分利用茶马互市的政策便利，从以官盐、粮食为主的长途贩运转向多元化的对外商贸活动，完成了经营事业的整体转型。明代中叶之后社会新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抑商文化的松动，商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儒商文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晋商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章主要考察晋商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到了清代之后由于国家疆域的进一步开拓，清政府数次大规模对外蒙地区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极为庞大的物资保障，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被晋商敏锐地把握。由此晋商在明代对蒙古“一口贸易”的基础上进而发展至大规模的口外贸易，之后又利用《恰克图条约》开辟了对俄国的茶叶市场。晋商的外贸活动同样得到了国家的特别授权，他们长期以政府特许商人甚至是“皇商”的身份垄断对蒙、俄的市场。清代后期，已经通过外贸事业积累下雄厚资金的晋商又开创了票号业并与清朝的财政体系形成了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凭借大宗公款的经营极大地扩充了商业资本。与此同时，清代晋商仍然时刻保持与皇家和政府的密切往来，通过捐官、科举、寻租等各种方式介入政治，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寻求政治权力的额外支持和庇护。　　第四章主要探讨清末社会剧变过程中晋商的衰落。晋商衰败的因素实际正蕴藏在他们长期依附皇权、官商一体、特权经营的商业模式中。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导致中国传统的君主政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专制统治者不断加紧对晋商的勒索和倾轧，然而此时晋商已经彻底陷入了权力经济的泥潭不能自拔，无力转型近代工商业，最终在清王朝的压迫和中国农业社会整体性的崩溃之下彻底败落。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第五章和余论，结合晋商作为权贵政治商人的历史定位，剖析中国古代社会政商结合的深层次原因，以及通过总结晋商过度依附政治而最终败亡的历史教训，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在皇权无上专制、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公权力普遍异化、官僚机构高度膨胀的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经济一向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商业的权贵化由此成为必然，具体则表现为官僚与大商人结合一体并压迫中小商人，权贵阶层攫取巨额国民财富并独享市场利益。同时由于专制王朝采用科举、捐纳等方式将商人同化在统治体系之中，导致商人阶层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更加无法摆脱对政治的依赖，他们最终会回归仕途，完成由民间商人向权贵商人身份的转变，而不是以独立自主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最后对于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来说，本文认为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完善法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建立现代企业文化等内容，破除依附型政商关系的历史魔咒，实现“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时代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