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名词,“学”的内涵与外延出现显著变化应始于晚清之际(1895-1911)。由此及彼,与“学”二而一的“劝学”一词它的内涵与外延也会跟着起一番变化。相比堪称原始的“学”与“劝学”，后起的以西学为滥觞、为来路的两者则别成一类,若以中国传统学术眼光出之,显然能见出诸多迥异和不同。无疑地,这些变化之所以如此显著,到底还是与当日大变了的时代环境(即所谓的语境)有关。具体言之,当日读书人多称当日是“未尝梦见”之时代,这表明它不入中国传统及历史经验的地方甚多,难以昨日比当日是其最大特征。事实上,“未尝梦见”是一句隐喻,它所涵括的内容其实十分丰富(至少要比笔者上述分析丰富)。因此也就不难想象,只要在弄清如此时代对身处其间的读书人群体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劝学”这一问题有一分外彻底的认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未尝梦见”的时代里,读书人群体事实上已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衰弱不堪的国家命运；二是前途未卜的个人命运。不难想象,两者其实互为表里。不过,对当日读书人群体来说,最能见出影响力的无疑要数科举制的一夕崩解以及新式学堂的应运而生。有学者称,正是随两者而来的耘旧制度间的转换,改变了当日无数读书人的命运。无可否认,读书人群体是最能与时代保持互动的一类人。面对“未尝梦见”之时代中层出不绝的问题(可以说远不止上述分析的那些),当日不少读书人已从之前的“兵战”或“商战”的思维中摆脱出来,认识到了“学战”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当口读书人思变求变的重点便落在了“学”上,这也是晚清劝学思潮兴起的一个理路所在。接续而来的是,何者为学则成为需要当日读书人群体作出认真思考的又一问题,背后的情况确也十分复杂。不过,我们还是能从中见出能见出趋势。据笔者观察,趋势有三：一是“中体西用”论的逐步消解与新认识论(不止一种)的渐次崛起；二是在看待何者为“学”问题上出现了科学化倾向；三是新学术分科的出现,改变了读书人群体从“四部”论学(问)的旧有取向。如果能将此时的学界乃至思想界的情况体会得一清二楚,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看法：正是上述三种情况的出现促成了“学”的整体性(即包括内涵与外延两个部分)转向。不难想象,当日最能与“学”之变化形成呼应的无疑要数读书人群体读书志趣发生此消彼长般的转移。无疑地,相对中学的日益式微(或称衰落),与西学连在一起的西书渐居当日读书人群体读书世界主流地位则是其主要特征。说实在,“劝学”在清季民初学界掀起的各类思潮中占据著不太一样且特别重要的地位,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想,都是极其可议并值得进一步发掘的论题与论域。虽然对此领域学界已研究得较多,成果也有不少；然而迄今却无一人从时代与学术理路的角度入手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因此可以说,笔者所作或可补其稍许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