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持续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不懈追求的目标，因为长期的增长决定了一个国家国民不同的生活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年均9％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高。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似乎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充满活力，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得以持续，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也许今天再次回想起诺斯和托马斯(Northand Thowmas，1973)的追问是有必要的，在具备了高速经济增长积累(一定的技术创新、教育投入、资本积累等要素)后，经济增长为何无法持续？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是否能进一步实施制度变革。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经济增长是否能持续已经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概况与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反思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分析在渐进式制度变革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转型期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回顾及特征考察。具体的，本文首先对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作了历史回顾;然后对经济增长的各阶段进行考察;最后，本文对转型期经济增长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揭示，发现经济高速增长、增长波动性大以及增长缺乏效率是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内，本文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制度变革不仅直接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同时也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途径产生间接的影响。分指标检验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城乡人口自由流动、金融深化和非国有化都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而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干预则不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同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表明，中国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这使认识到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在耦合的演进逻辑。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稳定，波动性特征十分突出。因此，就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一经验事实，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指数，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制度变革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制度变革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明显。制度变革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周期更长，同时其冲击影响具有递减性。制度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劫产生冲击需要一定的时滞，这符合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性质特征。另外，宏观经济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转型式制度变革，宏观经济表现的好坏也影响到制度变革存在的合理性和其发挥作用的持久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了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本文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通过模型分析和实研究来揭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正向拉动不显著，且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负向影响，这说明中国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已超出最佳规模，这也间接说明了中自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渡干预现象。当然，这个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目前政府拉动型高速增长背后的低效率问题。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行政垄断。本文进一步将地方政府主导行为、国有企业垄断和经济增长放入同一个框架内，并将行政垄断描述为政府主导和国企垄断的交叉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只是资源集中的平台，如何影响本地经济的发展则是背后的地方政府决定的，真正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的是政府行为对国企业的干预。对地方政府来说，行政垄断在短期内能推动经济增长，并带来的巨大财政收益，但他们对增长效率的考虑则放在次要的位置。他们这种重视增长度，漠视增长效率的增长路径必然也是无法持续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府和国企分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制度改革是消除行政垄断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