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和因际金融规模不断增长，货物和资余更多地实现了自由流动，贸易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制造商为了保持和增强竞争力，更多地关注生产的核心过程，将相对外延的仓储、分拨、供应链管理、库存管理和增值服务（例如重新包装、装配、质量控制）外包给其他公司。制造商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提供复杂零部件供应商，和为主要供应商提供零部件的第二类供应商的同时，对运输、仓储、配送、以及增值物流服务产生了大量的需求。　　对港口的需求直接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过去20年中，世界贸易的高速增长拉动了国际运输量的快速增长，各种国际运输方式中最重要的海运，承担了国际贸易量中的2/3。中国对外贸易85％以上通过海运来完成，而中国近年来贸易量的增长，带动了港口集装箱运输的大幅度增加和港口物流的的迅猛发展，这是2010年后，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据六位的重要原因。　　国际贸易成本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影响国际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例如运输系统的标准化（例如使用集装箱和托盘），大型船舶、管道和火车所导致的规模经济效率;二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贸易成本，包括改善检验检疫、海关通关便利程度、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其中第二点的影响日益明显。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建立，是中国通过降低制度成本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努力，是出口型导向的外贸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鼓励出口的优惠性政策。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建立之初的设想是连接国内外市场、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使港口功能更充分的发挥、带动腹地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先后建立了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全国贸易自由的程度仍存在可提升空间的情况下，在部分区域内试点较高程度的贸易自由，来检验贸易自由化的实际效果，并实现对其他区域的示范作用。但这样的特殊区域面临着区内特殊政策如何与区外大环境、整体政策环境对接的问题。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区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对特殊政策的制定、实施形成了障碍，而如何制定有效的特殊政策，说到底是要“解放思想”，真正消除影响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和费用。　　第二个特点是中圈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是在政府监管之下，严重倚赖特殊政策实现发展的区域。这个特点体现在特殊监管区的管理体制、海关监管、法律定位与政策体系等各个方面。而政策上的定位（放开到何种程度）与相关的具体政策（通过哪些政策来实现放开），对特殊监管区的区域规划、区内产业的发展、现有功能和待开发功能影响非常大。这种特殊区域倚赖政策实现发展的模式，在国外特殊监管区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但归根结底只是为自由竞争创造特定的环境;区内企业的经营、对特殊监管区的运营、整个区域特色功能的形成、产业集群对地方经济的带动辐射等方面最终需要落实到市场的自发作用上，既不是政策在最初可以通过条框限定，也无法在设立之初就准确预测。政府监管如何把握“管”与“放”，是本课题讨论的重点。　　第三个特点是对特殊监管区的“特殊区域”地位的讨论。特殊点之一体现在与港口的紧密联系上。港口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保税港区设立的初衷是通过强化物流能力支持港口业务，并发展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对于保税港区与港口的关系，本文从区港合作、与腹地经济的关系、产业发展三方面进行了阐述，这是保税港区经营企业较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本课题的一个特色:在分析了理论背景，政府监管，政策建议的同时，涉及了保税物流、集疏运体系、区港一体化、区内业务等具体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期望能细致切实地分析保税港区这种兼具理想色彩和实际操作的“新生事物”。　　保税港区是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平台。由于建立时间并不长，相关政策尚不成熟。国内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保税港区的借鉴作用有限。如何真正以开放的心态去实现保税港区的政策制度创新，界定政府与企业在保税港区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以繁荣区域和一国经济为最终目的，是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也是本课题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