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主要探讨的是1927～1937年间长江三角洲的米粮贸易问题。 第一章着重梳理了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传统粮食市场及其在近代的兴替，以及1927～1937年间该区域的米市层级及米粮供需状况。大约在15世纪，“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被“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所取代。明代末叶，江浙仰赖湖广、江西以及皖南粮食接济的趋势已日益突出，进入清代以后，这种形势更趋明朗化。当时，长江三角洲存在着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到了清代末叶，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逐渐为无锡米市、上海米市、镇江米市所取代，以杭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中，长安镇米市被硖石米市所取代，湖墅米市的繁荣局面则保持到民国年间。另外，根据1927～1937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实际情况，本项研究将该区域内的米市分为产地初级市场、产地集散市场、区域集散市场、消费市场四个层级。从供需方面来看，1927～1937年间该区域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米粮供应充足的地区。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1927～1937年间长江三角洲各层级米市的米粮集散途径及运销方式。各产地集散市场的米粮，多用民船经由大运河、内河水系向外输出。各区域集散市场的米粮输入，多从产地市场经长江、运河及其他内河水道用帆船运载而来，输出时则帆船、轮船、火车并用，但仍以帆船为主。上海输入米粮时帆船、轮船、火车并用，但是以内河帆船输入所占比重最大，转口输出时主要用轮船、火车运载，帆船则很少。南京输入米粮时主要用帆船，火车输入所占的比重很小，转口外运时火车运载所占的比重则明显增加。从总体上看，内河民船水运在长江三角洲各层级市场的米粮运销中均占据重要地位，轮船、火车这些新式运载工具则在米粮长途运销、尤其是米粮转口外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新式运载工具对于整个米粮运销格局的影响还相当有限。 第三章考察的是长江三角洲各层级米市的内部结构和交易程序。产地集散市场的内部结构和交易程序比较简单，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位置不同，各产地集散市场的内部结构不尽相同。江苏江北有些产地市场，由于来货以稻谷居多，或纯为稻谷，所以在米行之外，还存在稻行这样一种中介或批发机构，有些甚至仅有稻行。产地市场的经纪人多依附于米行，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独立行业。区域集散市场内部，米行的分工比较清晰，传统的米粮加工机关砻坊多附设于新式碾米厂内部，粮食业堆栈的设立比较普遍。在有的集散市场(如硖石米市)，经纪业已开始成为一种独立行业。上海、南京两大消费市场的内部结构异常复杂，从业者种类繁多，分工细密，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米粮零售业——即米店或米铺十分发达。另外，这两大消费市场还具有转运的功能，是重要的米粮中转市场。 第四章主要考察了米业的资金融通问题。在长江三角洲各层级米市中，米业从业者的资金融通渠道主要有从银行或钱庄这些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在同业间进行融通两种。随着银行的出现及其信贷网络的建立和扩展，钱庄对于米业的资金融通功能逐渐受到银行的排挤，而银行对于米业的资金融通功能则逐渐增强，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甚至在无锡米市、镇江米市这些区域集散市场占据绝对优势。由于经营方式和自身实力不同，银行和钱庄对米业的放款方式不太一样，银行多采用抵押放款，钱庄多采用信用放款。无锡米市的情形显示，区域集散市场的米行，在本地市场同业间的资金融通及产销两地米商货款支付、往来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米业与农民之间的金融往来，主要体现为产地市场和集散市场中的米行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 第五章着重介绍了各层级米市内米业同业组织的沿革、类别、内部组织及活动情况。长江三角洲各层级米市中，米行参与成立同业组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其中，有米行单独组织的，有米行与其他从业者联合组织的，有米行以外的从业者组织的，还有像上海、无锡等米市从业者各自单独成立同业组织的。这些米业组织有的是从先前的粮食业公所过渡到工商业同业公会的，有的是在1927～1937年间刚刚成立起来。它们主要承担着沟通同业关系、规范同业经营行为、维护同业利益的功能，有的还举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