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多集中于对个人经济生活的维系,即生存权是社会保障的第一要义；二战以后随着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涌现,使得政府责任形象得到加强；而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待遇相一致,体现出“福利国家”的公民资格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由此造成的“福利依赖”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冲击下遭到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强烈要求“去福利化”的背景下,政府干预行为和政府责任遭到多方诘责,而中国就在这样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自由主义思潮背景下打开了国门,我们也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面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转型,新中国成立以来那种立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保障体制遭到市场力量的冲击。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把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手段,试图通过市场方式完成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时把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包袱”甩给市场,对于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则付阙如。而市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各地政府用于社会保障项目的公共物品处于完全不平等发展的状态,甚至使得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成为无法利用当地财政支持的重要负担。因此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政府责任的递进与公民权利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同时,笔者也倾向于把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看作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石。本研究在挖掘政府责任的前提下,把社会保障的最终主体明确起来,同时廓清公民权利意识的真正觉醒正是社会保障体现政府责任的潜在促动力量。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点是,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存在及其困局,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针指引下,将我国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群体纳入到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来,这些问题已经提上了国家或至少省一级公共政策的制定议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需求也日益迫切。本论文将由如下一些章节构成：第一章：引言。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源起和现实意义,作者力图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做出新的解读,同时立足于社会保障从维持生存权利,逐步成长为护佑公民各项社会权利的一棵“参天大树”。同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提供服务之间,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正在摆脱单纯追求效率的目标,回归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在引言部分,作者对国内外有关社会保障、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文献做了梳理和回顾,并阐发了自已的见解。第二章：国家起源和政府责任的确立。简要论述了国家的几种起源学说：自然产生、暴力掠夺、社会契约学说。当代人类均生活在国家、政府管理之下,社会保障的福利享受也有赖于某一政府执政能力的改善。国家责任可以简单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国家责任对内方面体现了一个政府有能力对属地内居民施加保护,从征税、徭役到施以法律制裁；即在对内方面,国家责任转化为政府责任。笔者在探讨政府责任的契约理论基础上,提出政府责任是社会保障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一。同时,笔者定义了政府责任在本文中的使用范围。第三章：笔者溯及了公民权利的历史：从个人主义的财产权利、生命权利到政治权利中的选举与被选举权,目前发展成为一种包含多种要素的社会权利。社会保障成为维系公民权利的制度性安排,公民权利从消极的被保护角色演变成为积极的权利索取,政府责任则从被动的“守夜看护”到积极干预和维护公民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出现使得政府责任的形象饱满起来。文中着重介绍了罗斯福倡导的公民“四大自由”和T.H.马歇尔的公民资格问题。在反思世界大战的杀戮、经历美国黑人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过程中,罗尔斯提出了“基于分配的公平正义”理念、英国学者A.J.M.米尔恩提出了“实践理性原则”。这些原则都对公民权利给予这样的要求：“同样的情况应该总是被同样地对待,只存在相关差别的地方,才应该有不同的待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战游行、黑人运动和女权主义兴起都表明了公民权利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作为公民权利在社会保障中的对照,笔者试着把马斯洛的“人类需要五层次”学说与社会保障中的公民权利做了略有新意的对比,同时揭示出社会保障的演变也是公民权利逐步提升的过程。在中国本土方面,笔者对皇权时代的臣民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揭示出依附于治河民族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很难自发产生公民权利意识。当晚清的衰败引起列强的侵入给我们以生存压力和冲击,同时带来了公民权利“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故,笔者探析了民国以来的公民权利发展变化,特别是新中国城乡分治下的不平等公民待遇以及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对公民权利的促醒,而这一切又与当时的世界格局的发展态势相匹配。第四章：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来历及福利国家变迁,包括古代的慈善制度和民间互助行为以及宗教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中的影响。政府从事社会保障发轫于1601年的英国《济贫法》是当前中国学界的公认事件,而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创立揭开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序幕,美国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则对当代各国社会保障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贝弗里奇报告》把“福利国家”的概念植入欧洲国家的社会实践。不惟如此,笔者探求了社会保障相关的理论基础有：1.利他主义、互助行为；2.自由主义的不干涉原则；3.父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六项扣除”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从生存权利入手,分析了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对公民权利的维护,论述生存权实为其它一切权利的基础。同时指出公民权利一直在发展变化,而社会保障制度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早期的《济贫法》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全民保险,乃至二战以后的福利国家出现。本章重点介绍了英国《济贫法》、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父爱主义”倾向和美国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以及凯恩斯经济干预学说和《贝弗里奇报告》暨二战以后的福利国家建设。第五章：探讨在政府责任的原则下,社会保障制度何去何从。公民权利从历经屈辱的受助、以丧失其他权利为代价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救助开始,政府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对底层民众施以援手,多包含了恩赐的成分。同时,笔者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之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做了简单概括。特别是在新型的市场经济状态下,社会保障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社会保障不仅有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更大程度上具有体现公平正义的伦理学意义。特别是,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滞胀”引发的社会保障变革和自由主义势力再度兴起。在追求经济效率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迎来了自已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第六章：中国工业主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建设。本章回顾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即在政治指导思想上接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劳动保险)制度也带有苏联影响的痕迹,而不乏自已民族国家的特色。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二元身份制的确立,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成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最大受益群体；农民则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二等公民”身份,他们的福利缺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和竞争冲击,脆弱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面临崩溃,而新型的社会保障、全民享有的制度体系迟迟不能建立。同时,笔者挖掘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深刻的外部环境因素。单纯追求效率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力图回到更加公平正义的理想选择。同时依循《社会保险法》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谈了自已的看法：1.养老保险偏离公平正义的价值初衷；2.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偏低,好在近年逐步加大投入用以改善民生问题。最后紧紧围绕政府责任在财富转移过程中的困局,指出如何保证财富转移中避免财富损失和对经济效率的侵害,即在公平-效率当中如何把握一个适当的“度”。第七章：对构建我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建议。笔者反复强调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迈向公平正义的指归。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当努力回归社会保障的公平正义目标,而不是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经济蛋糕的做大、做强更要强调在于对蛋糕——经济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其中分析了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因素：强大的财力、国力支撑与民间储蓄力量；有效低廉的政府运行成本、强大的政党力量和民心所向的政治保证。笔者用社会保障支出和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所占比例,对中国社会保障功能作了量化分析,并且与发达国家做了历史性对比,指出中国发展和壮大社会保障事业的有利条件。在对中国社会保障能力的比较分析中,笔者认为中国国民消费率多年来一直趋于下降,从社会保障角度看,表明国民没有解除后顾之忧,有钱也不敢花；在不能指望政府提供有效帮助的情况下,国民个人只好求助于自已的积蓄,所以持续走高的储蓄积累同样抑制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指出中国社会保障与世界的比较中,中国的社会保障各项指标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第八章：对未来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做了一些初步展望,即在前几章铺垫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期待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