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计九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及其价值与意义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3号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两种写本，一种用半幅的帛书写，称为甲本。甲本卷后附写四篇古佚书。另一种用整幅的缣帛书写，称为乙本。乙本卷前附抄另外四篇古佚书，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老子》甲本、以及《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最具学术价值。前者对研究《老子》的版本流传和《老子》的原初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后者内容正是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乙本卷前这四篇古佚书，本文暂称为帛书《黄帝四经》。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对于“黄帝学派”学术研究的意义很有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的文献所显示的当时的学术面貌。这种面貌和我们过去的估计相当不一样，使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以前，对于黄老学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随着帛书《黄帝四经》的学派属性得以确认，引发了黄老学研究的热潮。道家的主要著作，大多成于战国时期。在先秦的道家学派中，除了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老庄学派外，还有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学一派。过去讲到道家就以为是老庄，这是因为秦汉以后，直到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才使我们对两千多年以前的道家黄学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使我们认识到道家除了老庄外，还有一个非常新颖的黄学派。汉初流行的所谓“黄老”思想，并不是老子之学，而是黄帝之学，也就是“黄学”。这就为我们研究道家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它使我们对于在汉初成为主导思潮的黄老之学的历史、内容、发展线索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黄老思潮在战国中后期之为显学的地位，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它的出土，带来了传统文化研究上的推陈出新，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由于“黄老”思想的辨析和内容的明确，所以许多文化史上的历史事件必须重新认识，在文献学上还可以澄清数百年来真伪不辨的疑案。明清以来考据之风盛行，许多学者为辨伪工作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也有认识上的不足，如许多学者均认为道家文献《鶡冠子》与《文子》两书是伪书。但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以后，证明这两部书中很多文辞章句是引用帛书《黄帝四经》的，从而证明了它是先秦古籍，而不是秦汉以后的伪作。由此可见，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有利于古籍的整理和辨伪证真的工作。帛书《黄帝四经》与《老子》均属于齐楚文化。因此，尤其对于楚国的文字、方言、音韵、风俗、习惯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开辟出一条新路子。二、有关学者研究论点综述(一)成书：共有五说。即战国早中期之际说、战国中期末说、战国末年说(含秦汉之际说)、战国时期说和汉初说。战国早中期之际说为大多数人所赞同。持战国中期左右(约公元前401年)者有唐兰、龙晦、余明光、郑杰文、张增田等先生。赵吉惠先生认为帛书《黄帝四经》应为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在唐兰先生考证的基础上，余明光先生又补充了五点。其中，比较有力的是指出申不害、慎到之书中有征引帛书《黄帝四经》之处，与司马迁关于慎到学黄老并发明其义、申子之学本于黄老等说法可以相印证。裘锡圭先生以为帛书的“著作年代跟抄写时代无疑会有一段距离，所以它们大概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与高亨先生等的意见相一致。此外，根据魏启鹏、董英哲等先生关于帛书整理者(或作者)的推定，实际上于帛书成书时间问题上又提出第五种看法，即战国中期末年说。持战国末年者有鈡肇鹏先生。战国末年说继有葛荣晋、黄钊、吴光等。葛荣晋先生持之未展开；黄钊先生论之简；而吴光先生证之详。在此之前，熊铁基先生完全把黄老学归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主张该书成于秦汉说。姜广辉先生则坚持帛书成于汉初说，以为书中““唯余一人，兼有天下”、“矫抑苛暴”、“养民安治”等思想，可以在汉初政治的历史背景中得到印证；而从思想发展的脉络看，根据司马谈关于道家的评论，认为“四篇古佚书兼采儒、墨、阴阳、名、法，体现了万流归道的思想。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百家争鸣的战国初、中期，而只能出现在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初期。”本文赞成以唐兰先生为代表的说法。(二)书名：目前有《黄帝四经》、《黄老帛书》、《黄帝书》和《经法》等四篇四种之多。持《黄帝四经》书名者有唐兰、余明光、陈鼓应、金春锋、谷斌、郑杰文等先生；持《黄老帛书》书名者有丁原明、黄钊、张增田先生等；持《黄帝书》或《黄帝帛书》书名者有李学勤、魏启鹏等先生。而黄钊先生对《黄帝四经》之名提出了反对意见。其实帛书被发现的意义并不在于古书目录下又多一篇，其价值在于它本身，即部分地呈现出今人已难觅真相的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面貌。因此，《黄老帛书》之名不当指《老子》卷前古佚书与《老子》的合称，也不是二者的相合才构成了黄老思想。余明光先生力主唐兰之说，在他看来，这个称名非常含混不清，既不是书名，也不见于古史《艺文志》，只是我们今天为了方便起见才这样概括称呼它。对于余明光先生的意见，陈鼓应先生在为其书作序言时表示赞同，但在他自己作注译时又注意到黄帝在历史上只是一个传说性人物，其事迹多附会，而在《经法》等四篇中，又仅《十六经》这一部分依托黄帝。在哲学理论上，它们显然是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这种依托黄帝、而又以老子学说为基础的作品，正是汉代人所说的黄老之言。因此，陈鼓应先生认为“黄帝四经”不如“黄老四经”恰当。萧萐父先生则出于一种稳妥的态度，建议姑且名其为《黄老帛书》，以待后确考。本文认为帛书《黄帝四经》之名较之《黄老帛书》或《黄帝四经》要更加稳妥与客观。故称为帛书《黄帝四经》，而与《汉志》所称《黄帝四经》有所区别。(三)产地：在帛书产生的地域问题上，则有郑国说、楚地说、齐国说和越国说等。除了刘蔚华、苗润田二位先生认为《黄老帛书》为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环渊所作，支持楚地说之外，持帛书成于齐国说者较多。先于陈鼓应先生，有黄钊、王葆铉等先生守是说，理由亦大致如是：其后则有胡家聪、白奚二位先生力主之。胡先生的专著《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把稷下黄老学分为《管子》黄老学、帛书《黄帝四经》黄老学、宋尹文学派等，并对帛书《黄帝四经》著于稷下作了一番考证。白奚先生亦认为该书最有可能是稷下学宫中佚名的早期黄老学者所作，也把帛书《黄帝四经》完全置于稷下学的背景中予以讨论。王博先生不同意齐国说，并给予较为系统的否定，详考帛书《黄帝四经》之产生于越国。魏启鹏先生在《黄帝四经探源》一文中，认为帛书《黄帝四经》是由齐国稷下学者整理汇编而成，而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董英哲在其《<经法>等佚书是田骈遗著》中则认为帛书是稷下学者田骈的著作。关于帛书产生地域的讨论已归为北方齐国与南方楚、越二说。(四)关于帛书思想层面的研究：陈鼓应先生认为对帛书的考察应注意它与《老子》、范蠡、《管子》、庄子学派以及《易传》及其相关出土帛书等五者的关系。丁原明先生的《黄老学论纲》即立足于帛书《黄帝四经》与《老子》思想的相通性以及前者对后者所作的初步改造和调整，从宇宙论、政治哲学和辩证法三个方面梳理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白奚先生的《稷下学研究》涉及帛书《黄帝四经》部分，在哲学理论上也把它与《老子》作比较，既强调对老子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又努力揭示扬弃和修正的内容。这方面的比较一般注重二书“道”的概念的异同。至于帛书与其他道家著作在思想上的联系，则有王博先生的《“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陈鼓应先生的《帛书(系辞)和帛书(黄帝四经)》、方铭先生的《<黄帝四经><老子><庄子>差别论》等文加以考察。关于帛书本身思想的探讨，1986年之前的状况，刘翔先生的《综述》已作全面评述，涉及钟肇鹏、裘锡圭、葛荣晋、吴光、李学勤等学者的观点。1986年后则有金春峰先生从帛书关于道、天和理的思想、辩证法思想、刑德思想和刑名法术思想四个方面作一番梳理。余明光先生从理论基础的“道”、辩证法思想、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以及军事思想等五个方面予以讨论。赵吉惠先生把帛书放在黄老之学的理论体系内考察。张增田先生则在《黄老治道及其实践》中关注和讨论的主要是国家的治理问题。挖掘的力度和深度较前都有明显的加强和拓展。经过近30多年诸多学者的辛勤探索，人们对帛书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尤其是许多学者在注释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最初研究主要依靠文字学的功夫，缺乏相关文句的比勘和缺乏对思想内在关联的考察。相信随着对帛书本身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挖掘和全面整理，这一方面还有新的突破和不同的结论。三、与其他论文比较研究论述突出点(一)道家“黄学”流派与《老子》的思想渊源。通过对道家“黄学”流派的代表作帛书《黄帝四经》的研究，《老子》的哲学思想散见于帛书《黄帝四经》各篇，可以看出它是在《老子》的基础上形成的。帛书《黄帝四经》继承了老子的“道”论，而向社会性倾斜。道兼具本原和主宰双重内涵，与所生之物在形、质方面根本不同；它宰制自然和人类，是统治者经营天下的基本原则。它认为“道”是指宇宙的本源，这在以“道”解释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上，保持了老子道家的思想传统。如无始、无名、无形、隐晦莫测等特征，不仅构成了老子的“道”的本体论，还从相对立的角度重新整合了老子的“道”的本体论，为人们有效地掌握“道”的本体论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功用提供了前提。(二)阴阳“黄学”流派与《管子》的思想渊源。帛书《黄帝四经》中只有阴阳而不见五行，这说明帛书《黄帝四经》的时代“阴阳与五行两说尚无合流的迹象”，也可认为帛书《黄帝四经》是阴阳“黄学”流派的代表作。帛书《黄帝四经》既用阴阳观念解释自然现象，又将阴阳观念引入社会领域。它用阴阳思想解释“道”的本源及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它又将阴阳性质作为人伦等级及社会秩序划分的理论基础，这也是《管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开始将阴阳说和五行学说相互融合为一体，以阴阳说为精神实质，以五行说为表现形式，从而完成了阴阳与五行的合流，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新的阴阳五行学说理论体系。《管子》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对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归纳与总结，并对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医道“黄学”流派与《黄帝内经》的思想渊源。医道“黄学”流派的代表作《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原则，而帛书《黄帝四经》发现和研究表明，以道家各派为主的先秦天道观，对《黄帝内径》的哲学理论的形成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天道環周”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独具特色的医理、生理学原理和诊治方法论等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如“七法各当其名，谓之物。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经法·论》)这就为中国古典医学走向科学化提供了可资籍鉴的理论和方法。中医理论上的“阴阳五行”学说等基本概念的形成则正是从帛书《黄帝四经》和《黄帝内经》开始的。《黄帝内经》又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原则。(四)宗教与泰山文化的渊源。叶舒宪先生在《中国神话哲学》中认为黄帝的传说发端于天道的神格化，黄帝即“天道”；随着黄帝的人格化，他便成为“人道法天”的典型。以阴阳和四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天道”，其原型实际上就是太阳有规则的运行。“黄帝就是太阳创世主的历史化和人化”，黄帝就是中国的创世主。帛书《黄帝四经》中也展现了黄帝“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的庄严形象。本文认为这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转向，从而产生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封禅文化”。对泰山的朝拜已成为帝王的政治和宗教大典，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具象，一种宗教象征。称之“五岳之首”也更多地强调了泰山在中国名山中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而“封禅”则正是这政治文化意义中最厚重的一笔，而且也构成了泰山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五)文体与书法特点的论述。帛书《黄帝四经》无论是思想内容上还是文体风格上都能博采儒、墨、兵、法、名、阴阳众家之长，积极吸收前代甚至同时代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方面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在文体风格上也不拘一格，呈现出灵活性、多元性，尤其在语词、文句、语法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战国文风。而且帛书《黄帝四经》在书法风格方面颇为接近战国晚期篆文的早期隶“八分”，可见汉隶从篆向隶演变轨迹。这对中国文字的发展具有很高的文献和研究价值。以上五大方面研究论述的意义在于：(1)为道家文化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使我们对道家“黄学”有了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即：道家除了老庄外，还有一个我们过去不太熟悉的黄学派，这就为我们研究道家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2)进一步论述这个道家黄帝学派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本文对帛书《黄帝四经》的研究，是在前辈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点努力和尝试。由于手中资料和学识水平的限制，这篇不成熟的论文与所预期的目标有着很大的距离，有些地方需要删减或填充，有些进一步论证。这些都有待于本人下一步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