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幅员辽阔,政治稳固,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科技先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战国二百多年的分裂割据,打破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秦始皇实行了“地同域,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的措施。汉初,统治阶级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汉武帝时,“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②。此外,秦汉时已经形成了贯穿整个统治区域的陆路交通网。驰道、直道、五尺道、回中道、褒斜道、夜郎道以及南北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之形成了一个以京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秦汉时期水运事业也有较大发展。秦时挖掘的灵渠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汉代开凿了渭渠、阳渠、卞渠等水道,尤其是海上交通,在当时已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交通的便利使世人不再满足于空守书宅,而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旅行和远游。于是,在这样一个海内一统、地大物博、国力强大、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下,秦汉行旅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较春秋战国单调乏味的巡幸、游学、游说、商旅活动等,秦汉行旅形式更加多样,有游历万里的帝王巡游,游学、游宦、科学考察的文人之旅,汲汲于途的商旅,张骞、班超等人的外交探险之旅,还有方士、僧侣的宗教之游,下层劳动人民的民俗节日游等等,不一而足,范围更加广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行旅风尚。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时间精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秦汉时期的行旅主体高度集中于皇帝、贵族、官僚、文人墨客以及部分方士、僧侣在内的统治阶级。他们或为巡视考察,或为谋求仕进,或为牟取暴利,大都披荆斩棘,开边历远,周行天下。而对下层劳动群众而言,出行的机会却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仅在三月三、重阳节等几个重要的节日外出游览,体现出秦汉时期是以帝王巡游为首的上层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行旅这一特点。而且,不论是秦皇汉武的频繁出行,张骞、班超的外交远游,还是司马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①,无不呈现出开拓、进取、征服的行旅风格。他们踌躇满志,睥睨万物,骄矜自信,跋山经水,探幽历险,激扬起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欲望和亢奋的拓展精神,表现出一种特别壮阔雄浑的气势。在秦汉时期,人们对“旅游”有了不同于先秦时的认识,出现了新名词“游观”,代表了“旅游”观念的更新和进步。即由纯粹的耀武扬威、观风察政等功利目的,开始向着陶冶性情的方面转变。如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激发灵感,增进文采;净化心灵,修身养性等等。行旅新观念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旅游”的整体思想,特别是东汉末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种及时行乐的新思想,到魏晋南北朝时犹如空谷传声,迅速得到反响和回应,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恣情山水的逍遥游之风。本文旨在通过对秦汉行旅全方位的介绍,力图把秦汉行旅的全貌完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