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际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成为推动其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于是，继贸易自由化之后，国际投资领域也出现了自由化的新浪潮。与此同时，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幅度持续超过吸引外资的增长幅度，这也意味着我国从“引进来”的资本输入国角色逐渐向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双重角色进行转换，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发展。全球经济领域的发展对国际投资规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修订或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简称BITs)趋向更加全面与完善，尤其在投资定义、国民待遇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2008年初，中美重启了中美两国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从而拉开了一场世纪谈判，双方均将这场谈判视为这几年的经济工作重点。这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是中国面对不断变化的投资环境与更加开放自由的投资规则，改变态度，积极需求合作与机会的表现。一旦协定正式签署，将改变我国之前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模式，预示着更高标准的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梳理与归纳，加之对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核心部分准入制度的分析，以期总结双边投资条约中部分法律问题，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以及之后中澳、中日韩FTA涉及投资问题的谈判、乃至未来与更多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予以参考。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简要介绍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在投资领域角色的转变。其次，大致对近年来我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进行梳理，本文采用三代BITs模式以及中美即将形成的新一代BIT范本的分类，主要以晚近投资协定也就是第三代BITs作出简要评述。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本文主要对投资定义条款与国民待遇条款中的法律问题以及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发展趋势作以分析。第二章主要讨论投资定义条款，从条款设立的意义谈起，具体从学界定义入手，并归纳我国与不同国家签订的双边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的描述。从投资定义的类型与模式两个角度评述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在投资定义条款的发展与变迁，以及我国新一代BIT范本适宜采取的定义模式。第三章主要对国民待遇条款进行分析，探索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在国民待遇制度上的选择与发展。文章对一直以来的准入后国民待遇到2013年中美投资谈判中确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进行了梳理，结合美国2012年BIT范本，分析我国未来即将形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的BITs模式，并对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对我国法治与改革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评析，以期为未来我国参与国际社会投资协定谈判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