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美在南海就航行自由问题发生一系列争议以来,航行自由就成了国际海洋领域被广为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航行自由问题中,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关系重大,牵涉海上安全的方方面面。航行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自由,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更是受到各种方面的限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航行自由的限制性规定,其措辞和内容具有模糊性,在具体适用时需要进行合理的解释。各国往往根据自己本国的利益和需求对航行自由进行解释,难免造成对航行自由的滥用。本文将结合《公约》的相关规定,对美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行动”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进行研究,分析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得出该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意义及我国的政策应对。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航行自由行动”的历史演进与相关实践的概述。本章首先从航行自由原则的历史沿革入手,探求航行自由在各方面限制中逐渐发展的历史背景。在此背景下,分析美国在建国初期以及战时不同身份下对航行自由原则的立场变化;然后对“航行自由计划”的出台和实施进行分析。“航行自由计划”催生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美国对会议协商结果的不满,计划出台后,美国政府不断对计划作出完善,并在外交抗议、磋商以及开展军事宣示等不同层面上实施其计划。其中,“航行自由行动”是“航行自由计划”实施的核心。本章最后一节着重分析在美国不断调整的海洋政策指导下,“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目标不断发生变化,中国逐渐成为其行动开展的重点目标国。第二章是对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行动”与沿海国管辖权的冲突进行深度剖析。首先对“航行自由行动”所挑战的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主张进行研究,总结出行动挑战的沿海国主张集中为对军舰军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限制、军事操练和演习的事先批准以及专属经济区内测量活动被定为犯罪这三类事项,并从习惯国际法形成的角度分析“航行自由行动”挑战沿海国主张的目的。接着对沿海国主张的国际法基础进行分析,检视“航行自由行动”挑战的沿海国主张是否“过度”。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提出的主张一方面依据的是《公约》赋予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另一方面是基于对海洋法中剩余权利的解释。“航行自由行动”与沿海国管辖权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是由于《公约》条文的模糊性致使各国做出不同的解读。因此本章最后对“航行自由行动”与沿海国立法管辖权、海洋科学研究管辖权的冲突以及国家安全利益与军事利用之间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航行自由行动”挑战的沿海国主张是符合国际法规则的。第三章是针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理论基础的国际法分析。本章首先从国际法视角对支撑“航行自由行动”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指出美国将专属经济区列为“国际水域”的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作为《公约》非缔约国的美国通过援引习惯国际法向《公约》缔约国主张权利,但将自己排除在专属经济区相关义务之外,造成了一种权利义务不平衡的状态,对《公约》缔约国利益造成了损害;美国将专属经济区内的剩余权利全然解释为与经济价值相关的权利,而对其中的政治和军事价值轻描淡写,忽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国家安全利益。然后从法理角度指出美国的上述行为是其法律工具主义传统在国际法层面的映射。接着,着重分析了军舰在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及其他活动的三个合法性前提是合法使用海洋,满足“和平利用”的原则和“国际合法用途”的要求;合法履行“适当顾及”义务,将合法履行的标准定为“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同时军舰的航行和活动不得损害沿海国国家安全利益。第四章是总结美国航行自由政策及行动对中国的启示意义和应对建议。首先应明确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舰航行和军事活动的态度:对军舰合法航行应予保障,对军事活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应保持包容平衡的海洋价值观,为我国日后的远洋战略做好铺垫。然后从国内法层面对我国专属经济区立法和管理制度提出建议,指出我国应通过立法修改使军事活动相关概念做出明确界定,使涉外海洋科学研究审批程序更具可操作性,并充分利用海警的海上维权执法力量。从国际法层面应依照《公约》第59条规定的解决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冲突的原则,同时采取双边和多边协商机制来化解误会,减少矛盾与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