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四个深刻”变化的高风险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的同时，社会矛盾集聚、阶层分化断裂也成为改革所不愿触及却也无法回避的副产品。社会矛盾以其规模化、密集化、广泛化的态势大量地迸发，并找寻能够使其有效解决的疏解通道，在这一情境下，信访以其低门槛、低成本、高包容性以及行政的权威性，给广大社会公众打开了希望的大门，社会矛盾大量涌入聚汇于信访渠道，使得信访日益走到了社会变迁的风口浪尖，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下到普通公众上到政治高层精英所普遍关心的政治生活关键词。然而，信访诞生于秘书机构的角色定位和作为沟通性、参考性、辅助性治理工具的功能特性，使信访机构在面对纷涌而至的大量需要实质解决的社会矛盾时，显得无力、无策、无助和无功。“信访”从成立之初的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动员渠道，发展到今天，反而成为公众与政府之间展开利益博弈，进行阻击与反阻击的“无硝烟战场”。中国信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整体进程，偏离了社会公众对之的实质期许，也偏离了中国行政当局对其的设计初衷，本意在动员和发动公众积极政治参与、汲取政治统治合法性资源的信访制度，本身反就成为积聚了中国目前最复杂、最深刻、最全面的社会矛盾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它就如同政治系统自身造出的机器一样，由于程序设计与现实状况之间的一些错位，致使曾经将它制造出来的政治系统现今反为其所胁制，信访制度在一定程度、一定方面已然威胁到作为其制造者的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倘不加以实质性地修复和改进，则政治系统可能为其所侵蚀、震荡，甚至颠覆，其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信访制度的改革是必由之路，就改革的方式和路径来说，先前曾有过一场较为激烈的存废之争。2004年，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在国家软科学课题基金的支持下组成调查组，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及改革方向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提交了《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研究报告，由此引发了关于信访制度的改革走向的学界大讨论，直至新《信访条例》的出台，以官方的立场宣告了这场争论的尘埃落定，即确立了信访制度渐进式改革的方向。故本文也不再徒劳于信访存抑或废的无功之辩，而以信访的渐进式改革为立论前提方向，以对信访活动中“偏离”和“适度”的矛盾关系的思考为理论基础，从中国信访制度发展的历史变迁入手，疏理出各个发展时期信访过程的诸种模式，为信访制度的现实转型寻找一些规律性的适用法则;尝试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信访从提出事项到终结的全过程，揭示信访设计理念与运作结果相互背离的矛盾窘境，并着重对非正常信访这一“信访异形”进行深度剖析，找出导致信访变形的背后症结;最后回到之前建立的信访过程系统模型，从力图实现信访全程成功运作的角度，以社会公正、程序规范和善治理论作为基准点对诸运作环节分别进行了设计，以期使信访逐渐纠正偏位，回归应然轨道，步入良性运作之路。　　信访是一种具有浓重实践色彩的政治过程，其制度设计、运作方式、手段措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检验、调适、改良，尤其在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体制机制制度大调整的时期更是如此。信访的改革决非一锤定音、一蹴而就，信访的未来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