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完成了从试点到扩围再到全范围覆盖的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全过程,这在中国流转税发展历史乃至中国税收制度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营改增”结束了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带来的重复征税的局面,是推动税制结构优化的一项重大举措,实施这项改革,有利于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加速产业分工专业化和细致化,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活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我国企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有利于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和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制造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如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高端人才匮乏、企业税负过重、成本不断增加、资金投入短缺、资源环境紧张、国内环境恶化、贸易壁垒高筑等。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扫清制造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值得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营改增”的政策改革能否助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制造业研发投入、实施结构优化战略和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帮助制造业扫清由于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带来的阻碍,推动处在瓶颈期的制造业更进一步,实现转型升级。所以本文搜集整理了2010-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PSM-DID模型实证研究“营改增”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先具体介绍了“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进程,通过国内外文献的整理归纳了“营改增”政策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不足;其次,系统论述了增值税制度的发展历史,“营改增”政策历经的三个阶段和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探讨此次政策改革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营改增”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渠道效应,提出制造业转型升级在本文中的含义,据此完成实证部分的三个假说;在理论分析部分,引入一个简单的案例直观看出“营改增”前后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发生的变化,从理论上对“营改增”后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分析;在实证部分,引入“营改增”政策效应系数,从“营改增”对服务外包的影响、对研发的影响和对用工行为的影响三个方面完成DID模型,得出初步结论。为了克服DID模型带来的系统性偏误,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模型做稳健性检验,得出最终结论:“营改增”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部分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主辅分离,将副业外包出去或者企业自身成立外包平台承接业务,合理调整企业结构,提高企业内部资源利用率;可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竞争力;但是在研究对企业用工行为的影响过程中,我们发现“营改增”并不会使得企业出现机器替代人的现象,反而会使企业雇佣人数上升,职工平均薪酬下降等情况,这可能与企业倾向于成立独立的外包平台有关;最后,本文从政府角度提出建议如何完善“营改增”政策,从企业角度提出相关措施应对“营改增”政策带来的税收差异,最大限度从改革中获益,更好地利用政策推动制造业企业实施转型升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