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对应着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李氏朝鲜两个王朝(文中涉及高丽、朝鲜并称时则代以“东国”),到土木堡之变发生时,明朝和朝鲜都完成了自建国后的一系列稳定政权、完善制度、发展生产的活动。就双方关系而言,这一时期,明朝与朝鲜外交方面的重大分歧基本得到解决,形成了两国后世所遵循的交往模式,虽略有调整,但总体没有发生变化。也可以说,至十五世纪中叶,两国已形成的关系包含了整个明代与朝鲜关系的全部外交内涵。本文将深度挖掘明代及高丽、朝鲜史料,以双方关系的变化为主旨,以使臣为贯穿线索,辅以数据分析方法,详细论述明朝前期与朝鲜半岛形成稳定国家关系的实际过程,展示出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并考察两国外交政策的得失,以求有鉴于当代。论文主体将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洪武朝：时断时续的朝贡与渐行渐远的关系”。这一时期,元明更替、丽鲜嬗代先后发生,双方所面对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政权之间的不熟悉,北元因素的干扰力以及对故元退出土地的争夺,导致国家间冲突频繁发生,被后世认为模范朝贡国的高丽、朝鲜最初并非温顺地履行朝贡要求,也曾采取抵制策略,朝贡时断时续就成了洪武时期明、丽(鲜)关系的突出特点。两国关系是伴随着一次次外交危机的产生、化解而曲折发展的。本章的特色即以两国使臣为线索来阐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侧重体现使臣对两国关系的推动力。第二章“建文至永乐：从分庭抗礼到亦步亦趋”。建文时期,两国关系因靖难之役而迅速改善,文中将以明使陆颙两次出使朝鲜来阐述双方关系的变化过程。永乐朝,明成祖因朝鲜的“首贺”之功而一直以礼相待,但是在处理东北事务时,如推刷靖难漫散军、招抚女真人,明朝并没有因为与朝鲜的关系而束手束脚。鉴于明成祖的强势,这一时期朝鲜对明朝的政策被池内宏称为“退婴主义”。第三章“洪熙至正统：从威服到德绥”。明朝外交政策的具体调整虽然未涉及到朝鲜一域,但是在明朝外交缓和的大趋势下,其处理朝鲜事务的方式由威服向德绥转变,主要体现在减轻朝鲜的经济压力方面,如准许金银代贡、蠲减耕牛数量、限制宦使索取等。而涉及到有关纲常、边防方面,明朝防范依旧,文中将以朝鲜宗系辩诬、贡道请改、子弟入学为例进行说明。这一时期,由于明朝辽东防御体系的衰落,朝鲜得以重启北拓疆域计划,但在设置四郡六镇后,朝鲜受国力及东北面恶劣环境等原因的影响,无力继续北进,影响明、鲜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即边界问题,于正统末年告一段落,这也有利于双方形成稳定的朝贡关系。第四章“从文化和边防层面对两国关系的考量”。明朝与朝鲜关系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章只从理学和边防安全角度进行分析。受朱熹正统观的影响,高丽统治层分为亲明、亲元两派,明、丽关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高丽国内亲明、亲元派的斗争。朝鲜时代理学成为统治思想,但明朝与朝鲜学者对某些儒学理念解读的差异也导致了外交摩擦的产生,如对“华夷”概念的不同认知差就异造成了双方对女真朝贡的争夺。但是与周边其他国家相比,明、鲜之间在理解、沟通方面显得更为顺畅,根本性抵触较少,因此理学是有利于密切双方关系的。至于边防安全因素,明朝、朝鲜对女真、日本政策都只有暂时的效果而非长久之计,两国长期受到女真侵扰,倭患也难以根除。这种情况使得明朝和朝鲜合作防御女真、日本成为一种可能。明朝因国力强盛,并不惧于女真和倭寇,但是到了正统之后,边患频现,明朝也愿意与朝鲜合作以减轻边防压力,这种合作倾向是有迹可寻的。由于女真为乱主要是土木之变后,因此本章论述的史实也不仅限于明朝前期。第五章“数据分析下的双边关系”。本章将明朝前期两国史料中记载较为详实的数据,如马匹交易、贡赐物品、使臣往来等进行统计分析,以直观的形式表现两国关系的演变历程,从中可以看到明朝、朝鲜对彼此的内在态度、明朝控制力与朝鲜反控制力的消长,以及朝贡制度之于两国关系的现实意义。最后是结束语。明朝前期与朝鲜关系的发展过程表明两国的对外政策既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根据已经变化的现实环境进行了调整,从而使两国关系形成了区别于前代的特征。而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主要有四项,即儒家政治文化的主导性、朝贡制度的纽带性、边防安全的现实性以及国家实力的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