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山西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城市。随着北魏入主中原以及周齐分立等政治情势的转变,使得山西地区的城市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以北朝时山西地区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入北朝长时段的时代变迁与山西这一特定地域内,结合时空背景,通过对文献的释读与对考古研究成果的应用来研讨城市的分布、外观、功能与变化趋势,从而加深对北朝时期山西地区城市的认识。论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分为四章。引言中确定了研究方向并回顾相关的研究史,提出应如何界定北朝时期的城市这一命题并将对此的思考带至正文的论述中。正文前两章力图通过具体的个案探讨来理解北朝时代变迁与山西地区社会互动是如何影响本地区城市的变化。第一章探讨代北地区魏晋至北魏平城时代这一时段的城市体系变化,通过拓跋鲜卑在北魏建国前后对本地区城市的利用与建设,观察城市在北方民族汉化与建立政权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指出拓跋鲜卑在代北的城市建设上存在独特的“由宫入城”与筑新城、利用旧城并存的特殊方式,这也侧面看出北方民族对这一时期城市各方面影响：如胡语化城名的出现等现象。第二章以山西地区的主要河流与交通通道汾水为对象,探讨汾水中游至下游地区三个不同区域的社会互动,以及汾水流域城市的分布及其与周边社会密切的关系。追踪吕梁山区、晋阳为中心的太原盆地、汾水下游沿岸(包括临汾盆地与河东地区北部)三地不同的社会文化,以及地方精英在五到六世纪近两百年内的动向。发现不同的地域文化使三个地区内的精英在北朝时期处于不同的境遇,而地方势力与王朝的冲突(或王朝之间的冲突)更使得原本汾水周边的城市沿河分布的趋势至北朝后期更为明显。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动乱导致山区城邑的废弃而河谷地区城邑增多,以及周齐军事斗争中汾水下游沿岸军镇的增多。第三章探讨北朝山西城市的形态与人口成分。有关城市形态的论述通过对不同城市的规模与城内景观的探讨来展开,发现山西地区北朝的城市除都邑外大多规模偏小,并体现出坞璧化的趋向。这样的特性与地方城市强烈的军镇性分不开,而在大型都邑中,政治性的宫殿以及佛教建筑占据了大量的地理空间,也是城中最为壮观的建筑,说明统治者在都邑中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并且与宗教关系密切。而对城市人口成分的分析则通过对不同类型城市中人口的职业与身份进行考察,印证了谷川道雄对军人构成的城民为地方城市之主体人口的论断,也发现都城中人口中的职业身份差别模糊而阶级差异却比较明显的情形。最后一章着重论述城市的功能。通过对城市建设模式的探讨,指出北朝城市建设的主导因素除强烈的军事原因外,王朝综合性的政治考量才是城市建设的最重要原因,证明城市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管理民众与发挥政治军事中心这三方面上。再通过对城市的历史延续性的观察,体现出城市功能的发挥是随城市政治身份的变迁而变化的。最后通过对围绕城市展开的战例的探讨,指出城墙军事防御功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攻守双方之诸多因素相关。总体来看北朝时期山西地方的城市具有如下特点：强烈的政治与军事性,存在数量众多的新建城市(包括群体城市的新建),城市兴废与城址变动频繁,地方城市规模较小且有坞壁化的趋向,宫殿与宗教建筑在都城中占据重要地位,城市多分布在河谷平原地区等。其中强烈的政治军事性与大比重的宫殿与宗教建筑都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普遍特点,而频繁的筑城与城址变动以及城邑军镇化的特点又是商业欠发达且处于动乱时期的社会阶段中城市的共同趋势。其中北朝山西地区部分城市的坞壁化,由于更多的城市分布于河谷平原地带而更加凸显,这与山西地区的多山的地理特征是分不开的：战乱时,虽然多出现依险而建的军镇、坞壁,更多城市则因为对水源的需求与管理河谷地带稠密的人口等因素而出现在河谷、平原地区。另外,在论述过程中发现城市、坞壁、乡村聚落的最大差异是政治地位的不同,城市具有的都城、地方治所、军事重镇的政治地位,这是同私人性质的坞壁以及缺乏行政介入的乡村的本质差异。除此之外,三者的界线就较为模糊,且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如小型的、位于险要地势的具有城墙的城邑与坞壁没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些城邑有的名称就常是某某壁,在地里上具有坞壁的性质,很难明显的界定其为城市或坞壁,而一些废弃的城邑有可能会为农业民众利用而转为村落。因此,过分突出城市、乡村、坞壁的差异性对认识汉唐时期的社会与各种聚落的性质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