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路遥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是他的作品所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并且怀抱着理想去完成艰苦的创作活动。路遥小说创作大多都是以“城乡交叉地带”这个独特的中间状态为背景，深刻地描写了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代青年人所面对的生活困惑。小说中成功的塑造了很多广为流传的人物形象，给我们带来厚重、真挚而又不无悲凉的审美感受。作者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他故乡的钟情，以及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自信，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小说基本的特征。 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概述本文的写作缘起。路遥因创作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姐姐》、中篇小说《人生》以及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等而深受读者好评，但是路遥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颇有争议，一些当代权威文学史的编纂者对路遥及其文学作品采取“冷漠”的态度，在陈思和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里，仅仅把《人生》放置在“感应时代的大变动”一章里加以概述，称之为“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而在华中师范大学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均未涉及路遥。对路遥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研究，只是散见于部分评论文字中，缺少系统的阐述。 全文共分三章，分别从路遥创作的心理成因、审美取向和小说的悲剧特色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第一章着重分析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成因，包括古老神话原型的影响、陕北地域文化的熏陶、个人生活经验的制约三个主要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行为、思维方式等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重叠，文化原型对作家特定审美心理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路遥小说创作的审美心理就深受古老神话原型与地域文化习俗的影响，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关系、婚姻关系、朋友关系中都有神话原型的痕迹，如“人神恋”、“痴情女子负心汉”、“性爱禁忌”等都是路遥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基本原型。路遥的家乡是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陕北农村，地方文化对作者创作的熏陶不言而喻，“民间英雄”、“陕北民俗”增添了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路遥的创作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也更是密不可分，贫困中的尊严、饥饿中的渴望、爱情上的挫折等等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以刻画起来极其真切。 第二章重点从审美理念、恋土情节、苦难意识三个方面分析了路遥小说中特定的审美取向。作者试图将理想与现实调和，在不能消除自然与人之间的巨大冲突，又必须有所超越的情况下，只有首先关注内在生命的延伸，试图在矛盾的环境中找到得灵魂的寄托之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融通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另一方面，作者也汲取了孟子所提出的“养气”说，赋予人物形象浓重的道德精神，在徘徊与坚毅、选择与坚持的过程中体现个体与社会、自然抗争的力量，从抗争中凸显崇高感。在路遥的内心世界，对土地有着宗教式的崇拜和信仰。路遥是地道农民的子弟，深刻了解土地的自然属性和农民与土地间的血缘联系，但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落后的环境又使得人们渴望蜕变渴望离开，这便形成生存的矛盾和心灵的冲突。作品中人物对土地都是以“立足—离开—再回归”的旋转模式出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纠缠在对土地的眷恋中。曲折的生活历程让人们懂得了苦难的真正意义，它是对人生的磨砺，而人生的真正意义也正是体现在对苦难的超越上。面对苦难每个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从所造成的结果来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屈服中沉浮，另一种是在苦难中崛起。路遥选择后者，他接受苦难的洗礼，渴望人性在对抗苦难的征途上不断的升华。 第三章从生活环境的悲剧氛围、人物性格的悲剧色彩以及人性在悲剧中的升华这三个方面分析路遥小说作品的悲剧特色。现实的社会环境常常击碎美好的希望，构成浓重的悲剧氛围，让人感到仿佛在泥沼中跋涉。中篇小说《人生》中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农村有志青年的形象，他游离在农村与城镇，繁华与贫穷，虚荣与真情，犹豫与选择，现实与理想之间，高加林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性格决定命运，社会环境或许还能改变，但是由性格的弱点导致的悲剧不可避免，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造成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各自生活的差距所导致，更是因为孙少安这个人物本身妥协、保守、胆小等性格上的缺失。路遥作品中社会的悲剧与性格的悲剧相交织，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悲剧的特征：悲中有喜，喜中有悲。路遥的审美理想植根于那块平凡的黄土地上，融入那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对苦难的描述中发掘他们的人性美，在对抗争的刻画中表达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