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行政诉讼法》对履责之诉的起诉条件进行了完善，但是由于法条分布分散，未形成完整体系，加之立案登记制度后诉权滥用现象突出，在实践的履责之诉中，乱象频出。在本文的“李国秀案”中，最高院明确提出履责之诉的5个起诉条件，无论其是对现有法律框架内容下的梳理，还是创设性的提出，都体现出最高院对于履责之诉起诉之规制。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李国秀案”进行了基本案情的梳理;其次，基于学理和规范，对履责之诉的起诉条件进行研究;进一步，以本土案例和域外法为研究素材，梳理每个条件之内涵与常见问题，并探讨在“李国秀案”中最高院所提出的履责之诉起诉条件是否在法律框架内容之下;最后，完成对履责之诉起诉条件审查之实践研究，并对在起诉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措施。　　对比“李国秀案”的基本案情与法院审理逻辑与现有框架下的规范性依据发现:1.整理的关于履责之诉的起诉条件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宪法》第41条、《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47条、第49条等;2.考虑规范实践中的履责之诉的起诉条件，归纳总结了的5个“条件”;3.结合规范性依据与法院所提出的“条件”，从而提出问题:这些要件是否属于规范性依据中的应有之义。本文根据最高院之总结，从其所梳理的5个“条件”入手，对其内容进行详细的阐述。在结合现有法律框架下履责之诉之规定，对照分析后，得出最高院在“李国秀案”中所梳理之“条件”属于上述框架之下的内容，即规范性依据中的应有之义。本文将现有法律框架下履责之诉的起诉条件分为“一般起诉条件”与“特别起诉条件”，结合立案登记制度背景之下对起诉之审查强度进行讨论，并探讨法院在受理该类诉讼时所审查之内容。同时，基于上述讨论，得到实践中对于“申请”与“期限”问题在履责之诉的起诉中存在较多争议性之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现有法律框架之规定、其他领域对不履责的相关规定以及《行政程序法之专家意见稿》的相关精神探索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最后，笔者试图探索在现背景之下最高院通过“李国秀案”归纳提出履责之诉起诉条件的初衷。笔者认为，最高院法官通过对履责之诉的起诉条件的梳理，是为引导当事人正确提起诉讼，遏制滥用诉讼权利行为，防止公共资源被占用。同时，笔者发现继“李国秀案”之后，系列不符合履责之诉起诉条件的案子通过最高院所梳理的“5个起诉‘条件’”，被有效阻挡在了法院之外，这也展现了“李国秀”一案所明确的履责之诉规制之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