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作为我国远古时期文化繁荣的象征,体现了我国青铜时代辉煌的铸造工艺,其上铸造的铭文文字一方面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史料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证明,一方面又因为不同地区铭文文字风格所形成的差异而被后世书法家所心慕手追。对于本文提出区域的相关划分,在建国以前,对于金文的断代以及分域研究由于出土材料相对匮乏一直受限,郭沫若《两周金文大系》中提出的战国文字分类也依照东周青铜器的编年而划分。建国以后,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中提出五分法将战国文字按照国别进行划分;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中沿用《题铭》的五分法,并以“系”的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特色。一系之内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包括若干国家。其中,燕系地区大体是指以包括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大部,西北部和北部各兼有山西和内蒙古一角,东部嵌入朝鲜国一角,初建都于蓟(今北京),昭王始建都于武阳(今河北易县)的以燕国为主加之周边诸如孤竹、无终等少数民族部族以及附庸小国的地区。本文将按照何琳仪先生提出的燕系地区的相关概念对这一地区殷商以及两周时期的铜器铭文进行论述。而不同时期的文字往往通过不同的时代背景而注入不同的时代精神,从而可以直接或间接反映其书写习惯以及风格特征。商周金文一改甲骨文之契刻,以笔易刀,翻铸成文,最大程度保留了远古时人书写的矩法遗风。正是由于金文在周代的大繁荣,故上承商代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一脉相承,大量原生态的未经雕琢的书写习惯、用笔、结字、章法、布白以及其内在的远古艺术思维以及审美范畴都直接呈现在这些璀璨的青铜铭文之中,对宋代以后,清代民国乃至当代都有着深远影响,其重要价值不可言喻。燕系地区出土的铜器铭文更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文化差异,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然而,关于后期字体成立之后艺术风格的相关问题,往往是书法学进行的研究;而对于前期字体成立之前汉字的源流伊始以及演变历程,则是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所以,在对燕系金文书法艺术进行研究的时候,此两者是否是两个学科单独的两条平行线呢?如果不是,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及焦点应该如何运用起来?故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分成了三个部分,按照殷商——西周——东周的时间递进来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简述燕系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发生的战事以及迁徙等一系列历史活动以及由于这些历史活动导致的文化差异现象对青铜器的产生、铜器器型以及纹饰差异对比的影响;第二部分提出以“字体”与“书体”为代表的文字学科与书法学科所对应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以及在进行金文研究时如何建构学科之间的联系,并根据前文所述客观历史条件差异化的前提下结合文字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从书法学科艺术特色角度分析燕系地区金文书法风格的丰富性以及多元化;第三部分简述宋代以后、清代民国的金文学以及书学研究,将“字体”与“书体”的相关概念进行有机融合,并结合所得结论来论述在进行金文书发创作的过程当中对燕系地区铜器铭文风格特征的把握以及对铜器铭文与书法艺术相结合时应注意到的各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理性认知以及取舍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