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犯罪,它严重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使公众对于国家权力的信任感也在不断降低,受贿罪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中都受到重视。随着我国改革开发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腐败斗争也在轰轰烈烈的展开,受贿罪可以说是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中最常见的犯罪类型,也是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在司法实践中各种类似于升学就业、性贿赂、户口迁移等新型非物质性贿赂的出现,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立法规定所暴露出来的缺陷日显严重,已经不能有效的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这些以非财产性利益为内容的受贿案件,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明文规定,使这部分犯罪成为法律上的漏洞,成为一些公职人员“钻法律漏洞”、逃避法律追究的有效手段。刑法理论界和民间关于受贿罪本质的通俗表述——“权钱交易”,已经不能完全揭示受贿行为对于职务行为廉洁性法益的侵害,可以说,一切可以对职务行为廉洁性造成侵害的贿赂内容都应该纳入刑法评价之内,因此,有必要对受贿罪的本质进行重新界定,为受贿罪的立法完善提供合理理论支持；而且除贿赂范围过窄之外,对于被动收受型受贿和斡旋受贿的构成要件、“以数额论罪处罚”等均是我国刑法对受贿罪本质的立法缺陷之处。本文拟从受贿罪的本质研究入手,对受贿罪的客体重新界定,以求得对受贿罪本质重新揭露和阐释,通过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律对受贿罪的立法规制相比较,与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较,指出受贿罪本质在我国刑法中立法的不足之处,并对受贿罪立法进行适当建议和设想,以适应我国当前形势需要,更好的预防和惩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