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哲学王的学说,抑或中国儒家推崇“内圣外王”的境界,均表明精英主义在中外社会的深远影响。即使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深受政治精英的支配。而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层政治精英所进行及推进的顶层制度设计的结果。在当下,推动政治改革已然成为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强烈共识。但如何推动政治改革,有赖于政治精英的作为。从学理上来看,精英演变是精英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对我国政治精英进行深入解析,揭示中国政治精英更替的背后逻辑,可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寻求社会善治提供政策借鉴,同时,也将进一步丰富政治转型理论。本研究则将聚焦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精英。首先,本研究系统梳理了精英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大陆、台湾与国外学界对我国政治精英的具体研究。其次,关于我国精英流动和更替,针对领导干部选拔中“红”与“专”的关系问题,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强调技术官僚将取代革命干部成为未来掌权者的精英取代论,二是主张中共精英为政治精英与专业精英的分立结合,即呈现“政治—技术官僚”二元形态的精英分立论,三是认为官员兼具政治忠诚及专业技能双重特征的精英融合论。但这三种理论均未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中共政治精英转型演变的逻辑、动力和机制。本研究则认为,组织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组织在面临环境、自身生存等压力之下,在调整、适应和放弃之间的选择势必影响组织成员的构成特征。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选拔政治精英时主要考量制度遗续、组织目标和权力维持这三重因素。具体来说,本研究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时代背景出发,从上述三个维度分别系统阐述了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建设,并认为,领导干部制度建设是我国政治精英演变的制度基础和动力,它左右着我国政治精英演变的方向和进程。进而,本文进行了量化分析。首先,以入党年龄与职务出身作为政治性指标,以学历、专业与留学经历作为专业性指标,以年龄、性别作为个体基本特征指标,籍贯与民族作为精英的来源指标构建起完整的测量指标体系。其次,对改革开放至2008年我国正部级以上政治精英进行随机抽样,详细梳理个案的履历,形成数据库。最终,进行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一是在整体演变趋势上,自邓小平时期将国家目标从“阶级斗争”调整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及四个现代化建设上后,80年代开始即启动了一系列的干部制度建设,包括年龄、学历、任期、任职经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以及“红”与“专”都有全面的规范。江泽民、胡锦涛接班后,在继承前任制度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对逐级晋升、领导班子年龄配置、党政干部交流、任期时间限制等制度进行了完善。二是在个体特征上,纵向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来自华东、华北等经济发展地区的精英比重大；虽然精英的平均入党年龄较1978年有所推迟,但精英的党职出身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维持在六成以上；本科以上学历精英比例增加,学科及留学背景多元化趋势明显；女性、少数民族精英比例仍然较低。可见,从精英的整体构成呈现出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并有政治性有限弱化的趋势。三是横向对比来看,即对党务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精英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政府部门精英更较之党务部门表现出年轻化、多民族背景及政治性相对弱化的现象。本研究得出三项重要结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精英的选拔制度继承的趋势明显；从1978年后,我国建立“梯队接班”机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同时推动干部“四化”政策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推动着我国政治精英演变的制度化进程,可以预见,此种制度化将会持续下去；在党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我国将政府部门作为应对外部环境改变的窗口,并通过政府部门这个窗口一方面吸纳更多性质的成员,另一方面提高民族政治水平,确保执政党地位合法性以及治理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