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小说《简爱》中的例子为主,从主-述位结构的角度研究英汉文学翻译。以韩礼德功能语法中主述位理论为框架,本文对文学翻译中主-述位结构的译法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策略,作为实现篇章对等的一个手段。　　 主位和述位的概念最早由布拉格学派的马修斯在1939年提出。之后,韩礼德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纳入他的系统功能语法之中。韩礼德借用了布拉格派学者的术语；他认为“小句句首作为话语出发点的任何成分,是“主位”；而小句的剩余部分均为“述位”,是说话人或者作者关于主位的阐述内容或所作的评述。莫纳·贝克在《换言之:翻译教程》一书中指出,主一述位结构中,主位具有两个显著功能:一方面,作为话语的出发点,它与前面的话语相联系形成衔接紧密的话语；另一方面,它又与后面的话语相关,促进篇章的发展。述位则主要用于完成话语的交际功能,因此也具有重要作用。　　 韩礼德从功能的角度说明语言具有三种意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主位的选择保证了特定语境下语言的可接受性(而不单单是合乎语法规范),而语言的可接受性又取决于它同语篇环境的关联,因此主一述位结构对语篇意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胡壮麟等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要在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重视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传达,却忽视了语篇意义。所以,韩礼德的主一述位理论从语篇功能的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应当考虑到原文的主-述位结构；通过分析该结构,对原文语篇有更全面的认识,了解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并有意识地将主一述位结构(尤其是标记性主位)用于翻译实践,传达原文的修辞效果,从整体上提高翻译质量。　　 韩礼德将主位分为单项主位、复项主位和句项主位。根据这一划分,本文先从小句层面上对各种主位加以分析。在语篇层面,论文作者借用了布拉格派学者丹尼斯的“主-述位推进”这一概念,并对徐盛桓提出的四种推进方式分别加以阐述；然后以陈述句为例,对英汉两种语言中构成主位的成分和主位的标记性程度进行对比。两种语言对于主位部分词性的选择既有共性也有相异之处。汉语对于主位成分词性的选择具有更大的自由性,而英语中主位必须首先满足句法要求。两种语言的相似点使得英汉翻译过程中主位结构的对等成为可能,而其相异之处又要求对译文作适当调整。根据陈述句中主位与主语的重合概率,主位又可以分为标记性主位和非标记性主位。英语和汉语在标记性的标准上大致相同,但由于两种语言存在明显差异——英语是主语突出,汉语是主题突出性语言,使得两种语言中主位的标记性程度明显不同。　　 本文以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主-述位结构为研究对象。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从翻译理论上强调了翻译是一种对语言“功能”的传递,并进一步说明文学翻译中研究主-述位结构能有效地实现语篇功能的对等,从而最终达到功能对等。据此,本文作者分别提出了小句层面标记性、非标记性主位和篇章层面主述位推进模式的翻译策略。并将这些策略用于不同的情形,对吴钧燮翻译的小说《简爱》中的若干实例进行分析。　　 在小句层面上,标记性主位比非标记性主位具有更多的语篇意义和文学价值,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突出和强调的功能。本文着重讨论了两种主要的标记性主位——前置主位和谓化主位。在英-汉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尽力保留原文的主-述位结构,传达原作者的意图,使译文在篇章意义上实现对等。如果保留原文结构会引起译文表达不畅,则应予舍弃,并运用词汇及其它句法手段来补偿。非标记性主位并不是原文作者有意识的选择,因此不具备很强的文学审美价值。在翻译时,译者在不扭曲译入语表达的情况下应当保留,但也要注意两种语言的差异,灵活处理译文,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搬原文的主-述位结构。在篇章层面,主-述位推进模式对整个篇章结构和修辞意义有着重要作用。而原文的主-述位推进模式,在译入语允许的情况下,译者也应作保留,用以传达原文的修辞效果。一旦原文模式不合译语表达习惯,则应断然舍弃,并根据译文中的文内线索建立自身的主-述位模式。　　 文学语言不同于政治语篇、科技语篇或其它类型语篇的语言,它具有丰富的文学色彩、审美价值和节奏美。在英-汉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发现,即使保留了原文的主-述位结构,译文也不可能完全传达原文的篇章意义。这是因为,一种标记性主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标记程度不尽相同。这种情况下,译者应借助词汇、句法等其它手段,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作者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