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作为公司三大决策之一,是公司价值创造的过程,不仅关系着公司的发展,更与投资者的利益密切相关。但当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时,管理层可能出于自身或外部原因而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使得公司面临非效率投资的困扰。有关投资效率的研究结果认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分别是由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造成的。现代财务理论认为,股利政策具有降低代理成本和信号传递的功能,相应地这两种功能形成了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股利政策对内降低代理成本,对外传递公司信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者投资倾向。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在股利代理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了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鉴于我国特殊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想要公开再融资的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随着现金股利的支付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减少,从而抑制了过度投资行为;其二,公司可能为了迎合政策管制象征性分红以满足证监会再融资要求,最终达到圈钱目的,结果反而减弱了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本文以1996-2010年半强制分红政策前后变化为背景,研究有再融资需求和无再融资需求的公司现金股利带来的治理作用,对政策的合理性和实施效果作出一定评价。本文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1996-2010年的数据,检验现金股利与过度投资的关系。首先,根据Richardson模型估计公司预期投资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投资水平计算出过度投资规模。实证检验发现,现金股利与过度投资成显著负相关关系,现金股利发挥了一定的治理作用。其次,我国证监会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将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与现金股利挂钩的"半强制分红政策",这一政策要求意图再融资的公司要满足一定的现金分红条件。与没有再融资需求的公司相比,有融资需求的公司的现金股利是否实现了更好的治理效果?政策的加强是否会相应提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为了检验这一点,本文将全样本分为有再融资需求组(SEO组)和无再融资需求组(NSEO组),分别考察两组公司在政策变化过程中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期间内,有再融资需求公司的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比无再融资需求公司显著。相对于无政策期,弱政策期加强了 NSEO组的现金股利治理作用,却减弱了 SEO组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这表明SEO组公司有迎合政策的行为,在象征性地发放满足要求的现金股利之后取得融资从而加剧了过度投资。相对于弱政策时期,强政策时期加强了有再融资需求公司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对无再融资需求公司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没有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我国半强制分红政策为出发点,研究政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变化过程中,受政策影响和不受政策影响的两类公司的现金股利治理作用的不同。以2001年和2006年为政策时期分界点,将政策变化、再融资、现金股利和过度投资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来考察不同政策时期现金股利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从而分析半强制分红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的。